今年央视3·15晚会关于惠普的“质量门”报道中,也许不少人注意到有个中学集体购买的笔记本一字排开,占据了整个电视画面,这便是来自江阴市峭岐中学的19台惠普故障笔记本。这批购买于2007年7月的惠普笔记本,自买来起便故障不断,花屏、黑屏、高温死机、烧显卡、噪音大……尽管3月15日之后,惠普公司表示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但时至今日,峭岐中学的老师们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如今,他们已准备提起集体诉讼。
故障笔记本占七成
对于江阴市峭岐中学的老师们来说,两年多前集体购买的26台惠普笔记本,成了一块“心病”。2007年7月,峭岐中学的老师集体购买了26台惠普笔记本电脑,包括V3414TX、V3431AU两种型号,价格分别是6500元和5500元。两年多的时间里,已有19台惠普笔记本电脑发生过故障,其中有些老师的电脑多次更换过硬盘、主板等主要部件,可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3·15晚会之前,峭岐中学老师朱建虎便代表所有同事,向惠普提出过集体投诉,“当时我们要求也不高,只要继续延保两年,再送块电池就行了。当时惠普人员答应去帮我们申请,可过了几天,另一个惠普工作人员打来电话,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3·15晚会惠普被曝光之后,惠普公司也曾与峭岐中学取得联系,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主要部件延保两年,这并不能让朱建虎等老师们满意。“3·15曝光后,我们了解到这并非一般的故障,而是惠普产品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因此我们要求退换机,但被惠普拒绝了。”
换机率仅十分之一
经过多次交涉,直到5月24日,才有两名老师收到了惠普的换机通知,“这两位老师都是保内多次换过主板、换过屏幕。”朱建虎说。
与19台故障电脑相比,被允许更换的2台电脑只占十分之一。那么,是其它电脑都不符合换机要求吗?仅以朱建虎的电脑为例,他的3414 tx电脑,两年多来,换过一次电源适配器,显卡芯片被烧过,主板也被烧过。就在4月30日,电脑主板又一次被烧掉了,5月4日拿到xx维修站,工作人员称需要更换主板,5月12日拿到修好的机器,5月16日电脑主板又一次被烧掉,被迫“五进宫”。
由于后面几次维修都超过了两年保修期,因此惠普方称,根据三包规定,只能答应继续维修,却拒绝了朱建虎的退换机要求,“上次修好后,只用了10分钟,显卡温度便上升到89摄氏度,电脑不停报警,如果下次修好,仍然是这个毛病怎么办?这明显不是一般故障,而是设计缺陷,三包政策不应该适用于此。”
准备发起集体诉讼
不停“罢工”的电脑给朱建虎和他的同事们带来无尽的烦恼。由于早已实行电子化教学,很多老师都是用电脑准备课件,并在课堂上使用PPT教学,可“不听话”的电脑却频频打扰正常教学。不用说电脑发生故障后送去维修耽搁时间,就连上课时,也会出现死机、蓝屏、花屏等情况,使课堂秩序常常被打乱,“有的老师的电脑电池,甚至连开机的几分钟都坚持不了,必须插着电源工作。”
此前,朱建虎也曾代表学校老师与法易网取得联系,并委托他们帮自己维权,可前几天法易网与惠普突然的和解,让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事先根本没有和我们打过招呼。”原来他们在等待法易网发起集体诉讼,现在他们准备自己组织其它受害者,尝试走法律道路,“不过这条路估计会很艰辛。”
维权者被困惠普总部电梯间
IT时报记者 郝俊慧
“这就像一场噩梦,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在北京,是在北京的CBD。”讲这话的是高玉(化名),北京一名普通的惠普电脑维权者。4月29日上午11点左右,高玉和其它31名惠普问题电脑用户陆陆续续来到惠普大厦,一直等到下午快下班时间,只有一名谢先生出来接待他们,要大家留下联系方式,而之前大家都在惠普客服那里不止一次登记过问题笔记本的情况。于是大家要求与惠普高层进行对话,并直奔位于10楼的“总裁办公室”,然而,“噩梦”就此开始了,他们被困在10楼的电梯间里长达2个多小时。
在惠普大厦,8楼—18楼都属于惠普公司总部,一段由高玉提供的视频中,记者看到,10楼两侧均为惠普公司,但玻璃门反锁,里面一位保安背对着维权者,电梯间里四部电梯的按钮全部失灵,人们东倒西歪地躺在电梯间地上,“我们不能上不能下。”期间曾有一位女性维权者冲着保安喊,希望可以上厕所,但保安依然不为所动。
在5月7日由警方、消协、朝阳区办事处、惠普、受害笔记本用户组成的5方协调会上,高玉曾质问惠普相关人士,为何限制他们出入,惠普给出的解释是,只关了三部电梯,还有一部是可以下的。但这部被指可以下行的电梯,却被在楼下的维权用户看到,一名惠普保安坐在电梯里面,不让电梯自由上下。
这只是惠普用户多次集体到惠普总部维权中的一次。事实上,除了{dy}批由于中央电视台记者全程跟踪拍摄,而获得全额退款外,其它几次无疾而终。
另一位惠普用户王晶玉告诉记者,惠普现在动辄拿出“国家三包政策”当挡箭牌,但三包政策针对的应该是产品设计本身没问题,只是偶尔有个别产品出现问题的电子产品,而惠普现在出现同样问题的消费者数以万计,是根本无法用三包政策来搪塞的。“质检总局、消协、市长热线,我们都投诉过了,但基本没有下文,在中国,做个消费者好难啊。”王晶玉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