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1965年，我当知青的第二年，一年到头只能分到1斤6两菜油,用农民的话说，“剐得肠子都生了锈。”大家没事就聚在一起谈吃（精神会餐），盼着在过年的时候，能打打“牙祭”。我们当时只知道上山下乡是响应号召，自己是改天换地，移风易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锋队。并不知道，早在1964年，xxx总理就在农垦部的一份文件上签署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解决城镇闲散劳动力的好办法……”的意见。知青知道此事，是1967年12月，贵阳市200多名知青在陈贤、濮振远等人带领下到农垦部要求明确知青身份时，工作人员向他们出示了文件，大家才如梦初醒。

    从1960年起，伴随着我长大的除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精神食粮以外,就剩下那成年累月挥之不去的饥饿感。我和我的弟弟们对于过年的企盼就是一个字：“吃”。我们总是津津乐道除夕夜餐桌上的红烧肉、排骨炖萝卜和回锅肉炒豆腐干的滋味，而又在往后的360天里，继续伸长脖子等待着下一年的餐桌上出现这样的佳肴。

    当时，我的家里有爷爷、妈妈和我们三姊弟五口人。我的父亲因在民国时偶然任过县级领导，因此一解放就被送去改造。虽然是十多年如一日地待在农场里，但每逢过年，政府也会赏他们一点年货：如二两糖果、半斤糕点什么的，年三十晚上还有“餐萝卜炖肉”的年夜饭，管饱。所以父亲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倒没有备“年货”的烦恼，而母亲却是种姓制度时代的“贱民”，她靠在街道服务站做着两角钱一双的布鞋垫（每天最多能做两双）来养活一家人。那年头，买年货要凭票证，可对于我们家来说,即使免票送货上门，我们也无钱可买。然而，“年”却总是要过的。

   20世纪60年代的贵州农村，社员们已经穷到赤贫的程度,但过年的气氛却仍是红红火火，依传统该走的程序,一项也不会省略。经生产队革委会研究决定：农历腊月十六日杀猪分肉。那是一个猪叫人欢、激动人心的时刻，全生产队男女老幼都到场看热闹。操刀杀猪的“胡屠夫”尤其受人尊敬，蹲在一旁，抽着叶子烟等水烧开好烫猪刮毛，一副英雄的派头，看起来很伟大。

    这口猪是提前杀给大家熏腊肉用的，社员每人2斤，知青是“公家”的人，每人3斤。我把这3斤猪肉，用盐、花椒、八角粉腌上两天三夜，然后挂在厨房柴灶的上方。经过长时间烟熏火烤之后，腊肉便制作成功：外面黑糊糊，里面红彤彤，光是闻一鼻子便让让人淌了一滩子口水。可惜它们严重“缩水”，一大块肉竟干缩成斤把重的一细条，让我们很心痛。这在当时，便是我们能享受到的{dj0}佳肴了，今天我在美国随时可以吃到的佛罗里达大龙虾，也无法替代其感觉。

   紧接着便是将分到的糯谷打成糯米，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年糕（贵阳人称“粑粑”）。分稻谷的原则是社员每人10斤，知青每人12斤。我先把稻谷打成糯米，再请生产队的巧媳妇教我们做各种“粑”：用糯米加黄豆面，用包谷叶包好蒸成香喷喷、甜滋滋、黄澄澄的黄粑；雪白、有韧性带着稻草香味的二块粑和糍糯糯白花花直径为1尺多，厚1寸多的圆圆的糍粑。

   （腊月）二十六，分黄豆，磨豆腐。那时没有什么电磨，生产队只有个公用的小磨坊，“一人xx一人捏眼”一人推磨一人添料。“料”是头两天泡好的黄豆，舀一瓢水里有十几颗豆子，加多了磨不细；加少了磨子推不动。磨好的豆浆用只木桶接了，再提到灶上用大铁锅烧开。在灶顶上用绳吊下一平面的“木十字”，牵开一块方形白布，“滤豆渣”。然后把滤干净的豆浆兑点儿“酸汤”，等豆浆一凝固，白白嫩嫩的豆腐就做好了。

   腊月二十九，演出“年货”的{zh1}一个节目。一大早全村的大人小孩都冒着严寒再次聚合在村子的“中央广场”观看杀猪，等待{zh1}一次分肉。这次是“肥猪面前人人平等”，不论男女老幼，劳动力强弱每人一律分肉2斤。下水若干则凭抽签定夺。那年我运气出奇的好，除了分得的那块肉超过6钱不便割下外,还抽得半边猪脚。比起我那只抽得一尺肠子的同伴来说，自要实惠许多。

   年货备齐，大家都迫不及待打道回府，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就和同学们结伴挑上“年货”进城回家过年！一路走小道奔大路，当我们步行10多公里，把年货挑到家时,已是大年三十的下午。两个弟弟早在门口盼着，看见我远远地走来，他们一边欢呼着“姐回来了！过年了！！”一边奔跑着出来迎接我和我的腊肉、糍粑和豆腐。妈妈的脸上也绽放一丝难得的、深沉的笑容，母亲温暖的大手捧着我冻得发红的脸颊，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我也感慨万端地读出妈妈脸上的话：女儿长大了……那一个夜晚，我们一家人互相谦让着，美美地过了一次“吃香喝辣”的瘾。

   改革开放以后，商店里什么年货都不缺，可我却再也没吃到过1965年那么好吃的腊肉、豆腐和粑粑，再也体验不到传统佳节合家共享年货时的欣喜、温馨、美妙和幸福的滋味。

            黄月亮（部分词语被棒棒军改动过）   2005.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