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立企业库|免费b2b网站

张凯立

我国古代的蚕桑业十分发达，养蚕历史十分悠久，很早就形成了体系完整的蚕桑文化。根据考古发掘，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半个蚕茧，1958年在距今约四千八百年左右的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丝制品出土，[2] 山西芮城西王村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蛹，陕西神木石峁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玉蚕，河北正定南杨庄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蚕蛹，[3] 河南荥阳青台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丝织物[4]。表明当时不但养蚕，且丝织技术也达一定水平。因此可以推断，我国古代的养蚕始于时期当在五千年以前。殷墟甲骨文中已经大量出现蚕、丝等象形文字。被现今学者认为是夏王朝历史书的《夏小正》中有三月“妾子始蚕”的记述[5]。《诗经&S226;国风&S226;七月》则是描写当时蚕农采桑养蚕、制成丝织品的情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从诗中可看出养蚕业已经成为女性的专业。《韩非子&S226;内储》说：“妇人拾蚕而渔者握鳣，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也可说明。由于蚕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蚕的价值一开始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丝织品成为统治阶层的专享品，所以蚕在古代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养蚕，这是古代养蚕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古代的蚕农们在实践中注重对蚕性的观察，不断总结和探索养蚕技术的经验，并取得了显赫的成就，中国古代的农书及相关文献都有极为详尽的载记。晋张华《博物志》中有“蚕三化先孕而交，不交者亦产子；子后为蚕，皆无眉目，易伤，收采亦薄”的记述，就是当时人对蚕性的观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则对以前的养蚕技术进行了总结，在其卷五“种桑柘”中辑录了前人的养蚕之法，详细地介绍了养蚕的方法及操作技术，包括选种、暖室、温度、卫生、喂食、照明、防雨等，极尽合理。《齐民要术》还收录了《永嘉记》中用低温冷藏培育八辈蚕（亦称八代蚕）的技术，破坏了蚕种的滞育机能，使蚕可以在一年之内连续繁殖多代。以上说明了我国在五世纪末就已经掌握了蚕的一些自然习性和规律，使用土法解决了现代科学技术才能解决的多化性蚕孵育方法的问题。唐代以后的养蚕技术有较大的发展，达到了理论和技术的系统化、规范化，并有一系列养蚕专著的出现。宋代有秦观《蚕书》、陈旉《农书》，元代有司农司《农桑辑要》、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清代的《授时通考》，等等，这些大型农书系统总结了当时的养蚕技术，对蚕种的选育、制种、给桑饲养、蚕病防治、养蚕工具、禁忌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对当时及以后的养蚕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008-2-17 16:16

2楼

异彩纷呈的丝织业。教材以朝代为序叙述了中国古代丝织业的发展与成就。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绸的国家，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织物残片和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线、丝带及丝织物表明，约在四五千以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出现了丝绸的生产。殷商时代，室内饲养家蚕已很普遍，在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等文字。西周时期，蚕、桑、丝织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显著地位，蚕业成为妇女重要的副业，《诗经》中有不少篇章反映蚕桑生产和丝织的情况，如《诗经·小雅·隰桑》把爱情与桑树联系在一起。

战国时期，棉、绢、罗、纱等丝织品，品种多，产量大，质量高。荀子《蚕赋》认真总结了劳动人民养蚕的经验。

秦汉以后，我国蚕业丝织生产进入兴盛时期。西汉初期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桑的政策，促进丝织业发展。汉代在考古出土中先后发现很多技巧高超、品种繁多、图案变化丰富的丝绸实物。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有二十余种色彩。

丝绸之路沿线，有许多汉唐丝织品出土。唐代丝织业发展重心南移，丝织业生产分工更细，品种更多，花样新颖精美，技术更为提高。中国的丝织品受到亚、非、欧各国人民的喜爱。

明清时期，丝织业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江浙地区蚕丝业兴盛，明末诗人周灿咏《盛泽》诗云：“吴越分歧处，青林远接树。水乡成一片，罗绮走中原。……人家勤耕作，机杼彻黄昏。”盛泽成为重要的丝绸集散地，有“天上云锦盛泽绸”美誉。苏州、杭州是最xx的丝织业中心，明清设有官局，专门生产供宫廷消费的丝织品；民营丝织业兴盛；丝织品工艺精巧，出现“妆花缎”、“金宝地”；明代中后期，丝织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建议在进行这部分教学时，适当增加古诗词中的史料，如《诗经》、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扬雄《蜀都赋》、张籍《凉州词》、杜甫《忆昔》、陆龟蒙《奉和袭美太湖诗二十首·崦裹》、白居易《缭绫》和《红线毯》，元稹《xxx》，张仲舒《蚕市词》、柳永《望海潮》、范成大《田园杂兴》等关于蚕桑生产和丝织业发展的史料情景，使学生认识蚕桑丝织技术是我国的伟大发明，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自豪感。

2008-2-17 17:26

220.191.104.*

3楼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以麻、丝等为原料纺织出成品，以满足人们的衣着需要，其中的丝织业技术更为引人注目。
　　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种桑、织丝最早的国家，我国的先民们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不断提高这些技术，到商、周时期已生产出优秀的纺织品，并在后来传往世界各地，因此中国在世界上自古享有“丝绸之国”的美誉。丝绸的发明是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又一杰出贡献。
　　相传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和丝织的技术，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目前的考古学资料，最早的丝织物是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 5000 年的丝带、丝线和绢片。经鉴定它们是为家蚕丝织物，绢片为平纹组织，织物密度约为每厘米 47 根①。
到商代中国育蚕织丝的历史已达 3000 余年养蚕织丝的技术已经相当进
步。甲骨文中已出现了蚕、桑、丝、帛等象形文字，商朝的达官贵人常用丝绸裹盖青铜礼器。1937 年维维·希尔凡在《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九卷发表文章介绍了一件商代附有回纹图案的纹绮印痕的铜钺。至今故宫仍收藏着商代玉戈及玉戈上留有的花纹丝织物（《文物》1979 年 12 期）。70 年代在河北藁城台西材商代墓葬中发现了一些青铜器上有丝织器与铜锈粘连在一起的痕迹②。
科学工作者用全反射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并拍下台西出土铜觚
上丝织纤维的纵面和截面的照片，从中可辨认出 5 种规格的丝织物残片，其中有：纨、平纹纱、纱、罗和谷（绉纱）①，说明早在商代人们就懂得利用蚕丝的独特性能，织出富有弹性，轻薄的高级丝织物，这些品种经过数千多年的发展，仍是今天人们喜爱的丝绸品种。
夏鼐对商代丝织品进行研究后认为：“当时存在三种织法：（1）普遍的
平纹组织，经纬线大致相等，每厘米 30—50 根。（2）畦纹的平纹组织，经线比纬线约多一倍，每厘米细者经 72 根，纬 35 根，粗者经 40 根，纬 17 根，由经线显出畦纹。（3）文绮，地坟是平纹组织，而花纹是三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由经线显花。”（《我国古代桑蚕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2.第
14 页）郭沫若曾对《大盂鼎》和《毛公鼎》中的■字进行考证认为：“是经字的初文，像织机之纵线形”。（释“■”《金文从考》1952 年第 182 页）

2008-2-20 22:37

220.191.104.*

4楼

中国纺织文物中国纺织文物 Chinese textile relics ━━━━━━━━━━━━━━━━━━━━━━━━ 先秦纺织文物丝织品麻（葛）织品毛织品棉织品汉、唐纺织文物丝织品汉代丝织品魏、晋、南北朝丝织品唐代丝织品毛织品汉代毛织品南北朝毛织品唐代毛织品棉织品汉代棉布魏、晋、南北朝棉布唐代棉布麻织品宋代纺织文物花罗绫缎印花与彩绘丝织品棉毯元代纺织文物织金锦双羊龟背纹提花被面印金绸袄挖花纱罗织物绣花上袄明、清纺织文物漳缎双面丝绒双层锦玛什鲁布妆花缎栽绒毯 ━━━━━━━━━━━━━━━━━━━━━━━━ 考古发掘出土的历代纺织品和传世的纺织品与衣物均属纺织文物。

各个历史时期的纺织品及其所制衣着服饰，能从纺织原料、纺织染整工艺、工具、机械等各个角度反映出当时纺织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状况。纺织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的发展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因此从纺织文物中还可以窥测其他学科的历史发展。先秦纺织文物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这个时期的纺织品，由于年代久远很不容易保存下来。考古工作者在古代遗址考古发掘中，获得了珍贵的织物残片和粘附在器物上的织物痕迹。

这为研究中国纺织科学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史料。丝织品 1958年,浙江省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公元前2700余年）遗址出土了丝帛（绢片）、丝带和丝绳。丝帛残片（图1）长2.4厘米,宽1厘米，呈黄褐色。经纬密度各为48根/厘米，丝的拈向为Z；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投影宽度约为3毫米，是用3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为S,拈度为3.5拈/厘米。1970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出土粘附在铜器上的丝织物残痕（图2 ）表明，当时已有平纹的纨、绉纹的縠、绞经的罗和 3枚斜纹绮等。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粘在铜器上的丝织品有五
种：纱、纨类的有20余例，用朱砂涂染的有9例，双经双纬的缣有1例,回纹绮有1例。说明商代的丝织技术有较快的发展。1955年，陕西省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铜剑柄上粘附有多层丝织品残痕（图3 ）。其中有在平纹地上起 5枚纹的菱形花绮，经纬密度为34根/厘米和22根/厘米；有经线显花的纬二重组织的菱形丝织品，经密7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

1970年,宁辽阳魏营子西周墓出土有丝织品20余层残片。其中有一块是经二重、三上一下斜纹组织的锦（图4）,经密为52根/厘米，纬密为14根/厘米。这些实物说明西周的丝织提花技术已有进一步的发展。1957年，湖南省长沙左家塘楚墓中出土一叠丝织品。有深棕地、红黄色显花的菱纹锦。残长32.5厘米,宽23.3厘米，经密为138根/厘米,纬密为40根/厘米。褐地矩纹锦的残长为19.9厘米，宽8.2厘米,锦面上有墨书“女王氏”三字，经纬密度为80根/厘米和40根/厘米。

褐地双色方格纹锦7块,{zd0}的一块残长17厘米，宽11厘米，经纬密度为140根/厘米和 60根/厘米。几何填花燕纹锦的残长为15.3厘米，宽4.5厘米,经纬密度为126根/厘米和48根/厘米。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纹锦的残长为21厘米,宽23厘米,经纬密度为130根/厘米和44根/厘米。这批丝织品表明在战国时期纹样已从几何纹发展为动物纹（见彩图），色彩配置也比较丰富，提花技术已相当进步。1982年湖北江陵出土大量战国晚期丝织品（见江陵马山战国墓出土丝织品）。

麻（葛）织品 1977年冬，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公元前约5000年）遗址出土苘麻的双股麻线和三股草绳，同时出土的还有纺专和织机零件。1972年，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公元前约3400年）遗址出土了罗纹葛布。经密为10根/厘米，纬密：地部为 13～14根/厘米，有纹部为26～28根/厘米。它是最早的葛纤维织品（见彩图）。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与丝帛同时出土的还有几块苎麻布，都已炭化。

经纬纱为S拈,经纬密度为24～31根/厘米和16～20根/厘米。1973年，河北省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两块xx布残片（图5）,经纬密度为14～20根/厘米和 6～10根/厘米。1978年在崇安武夷山岩墓（公元前1400年）船棺内发现xx和苎麻织物。xx纱有S拈，也有Z拈，经纬密度为 20～22根/厘米和15根/厘米。苎麻布残片的经纬密度为20～25根/厘米和15根/厘米。苎麻纱是Z拈，拈度为6拈/厘米。

2008-2-20 23:51

220.191.104.*

5楼

西周时的麻织品在陕西宝鸡西周墓里出土有平纹麻布，经纬密度为20根/厘米和12根/厘米。到了东周麻织品的精细程度有所提高。如江苏六合和仁东周墓出土的苎麻布，经纬密度为24根/厘米和20根/厘米。约合15升布。湖南长沙早期楚墓出土的苎麻布，经纱投影宽度为0.3毫米，纬纱为0.45毫米，经纬密度为28根/厘米和24根/厘米。约合 17.5升布。这种精细的苎麻布已和现代的细布接近。1979年，江西贵溪仙岩战国墓出土许多麻织品。

xx和苎麻布有黄褐、深棕、浅棕三色。同墓还出土纺织工具器物36件。实物说明，当时已有绕线框、齿耙式经具和斜织机等较先进的织具了。更珍贵的是几块印花织物。在深棕色苎麻布上印有分布均匀的银白色块面纹。（见彩图）毛织品 1980年4月,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古代“丝绸之路”的罗布淖尔孔雀河古遗址发现了裹着古尸的最早的粗毛织品。1978年秋，在新疆哈密地区五堡遗址（公元前1200余年）有精美的毛织品出土，有斜纹和平纹两种组织。

还有首次发现的用色线织成彩条纹的斑罽。这说明当时哈密地区的毛纺织染技术已有很高水平。1957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南部诺木洪遗址（公元前790年）发掘出5块黄褐二色相间排列的条纹罽,还有人字形编织毛带（图6）和双股、3股毛绳。条纹罽的经纬密度为13根/厘米和 6根/厘米。比新疆五堡遗址的要粗糙得多。1977年，新疆吐鲁番阿拉沟战国墓出土了一大批毛织品，据鉴定，不仅大量使用羊毛，还用山羊毛和骆驼毛等作为毛纺原料。

棉织品 1978年冬，福建崇安武夷山岩墓船棺内出土一块青灰色的棉布，经鉴定棉纤维是联核木棉纤维。经纬密度各为14根/厘米，经纱拈度为6.7拈/厘米,纬纱拈度为5.3拈/厘米，经纬纱的拈向为S。汉、唐纺织文物自汉至唐纺织品文物在全国各地出土很多。其中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质量{zg}(见马王堆汉墓出土纺织品)。其余大多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出土的，品种有丝织品、毛织品和棉麻织品等。

丝织品各地出土的丝织品数量大、品种多，组织复杂，花纹多样、色谱齐全。汉代丝织品有锦、绮、罗等。①锦：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多种东汉丝织品。其中以汉隶铭文为主的万世如意锦袍、“xxxx大宜子孙”锦手套和阳字彩格锦袜等最有特色。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古楼兰东汉墓中发现韩仁锦、“绣文丸者子孙无极”锦、“昌乐”锦、“长乐未央”锦、“xxxx”锦、“登高明望四海”锦等许多残片。蒙古诺因乌拉匈奴墓出土“新神灵广成寿万年”锦、“群鹄颂昌万岁宜子孙”锦、游成君守如意锦、“广山”锦、“山”锦等大块残片。

苏联米努斯辛克奥格拉赫提古墓出土“益寿大”锦和“xxxx”锦的残片，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墓发现汉字铭文锦。可见东汉时的汉隶铭文配合卷云纹、茱萸纹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纹饰已相当风行。汉锦中最有代表性的“万世如意”锦现存幅面为40.75厘米，经纬密度是168根/厘米和75根/厘米。用经二重组织，分组分区织造显花。各区都是绛、白两色的经线,而另配以第3种宝蓝、浅驼（灰褐）或香色（浅橙色）等颜色合为一副。②绮：汉代的有民丰尼雅遗址的树叶菱纹绮，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以及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墓出土的花卉对兽菱纹绮。

这种绮组织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基本相同，是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形。树叶菱纹绮的经纬密度为66根/厘米和26～36根/厘米。花纹组织循环的每一单元高3.9厘米，宽8.2厘米。这种织物需用38页综织造。③花罗：汉代的有民丰尼雅遗址的红色杯形菱纹罗。其经纬密度为66根/厘米和26根/厘米。织法是以 4根经线一组的 4经绞罗。这种花罗仍是沿用西汉时绞综环和上口综配合起绞提花、用砍刀打纬的方法制作的。魏、晋、南北朝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

织锦仍是经锦为主，花纹则以禽兽纹结合花卉纹为其特色。北朝夔纹锦，残长30厘米、宽16.5厘米，由红、蓝、黄、绿、白五色分段织成。方格兽纹锦，残长18厘米、宽13.5厘米，经线分区分色由红、黄、蓝、白、绿五色配合显花。每区为三色一组，在黄白地上显出蓝色块状牛文,在绿白地上显出红色线条状的狮纹,在黄白地上显出蓝色线条状的双人骑象纹，把方格纹、线条纹和块状纹结合成特殊风格的图案。另一块树纹锦的经纬密度为112根/厘米和36根/厘米,用绛红、宝蓝、叶绿、淡黄和纯白五色织成。

2008-2-20 23:51

220.191.104.*

6楼

织造方法和上述两种纹锦基本相同。1966年和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还出土有联珠对孔雀贵字锦、对鸟对羊树纹锦、胡王牵驼锦、联珠贵字绮和联珠对鸟纹绮等品种，其中联珠是{dy}次发现的特殊纹锦。唐代丝织品在新疆吐鲁番和民丰的墓葬里发现了大批的联珠对禽对兽变形纹锦。如对孔雀、对鸟、对狮、对羊、对鸭、对鸡、鹿纹、龙纹、熊头、猪头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还出现了团花、宝相花、晕花、骑士、贵、王、吉字等新的纹饰。

织造技术已从经显花发展为纬显花。其中以宝相花锦鞋和晕锦裙、针衣的晕色效果最为突出。如变体宝相花鸟锦鞋的晕衬里是由大红、粉红、白、墨绿、葱绿、黄、宝蓝、墨紫八色丝线织成的彩锦。毛织品有精细的花罽，粗犷的斜褐，稀疏的毛罗，通经回纬的缂毛，簇茸厚敦的栽绒毯。汉代毛织品 1959年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人兽葡萄纹罽三块，残长21～26厘米，宽2.3～4.6厘米。经纬密度为56根/厘米和30根/厘米,经线用双股,在米黄色地上起墨绿色人兽葡萄花纹。

同墓出土的龟甲四瓣花纹罽，残长24厘米，宽12厘米，经纬密度为21根/厘米和26根/厘米，经线用3股，纬线用双股,在靛蓝色地上织出绛红色的花瓣纹。毛罗残长30厘米，宽5.5厘米,经纬密度是24根/厘米和18根/厘米，精密稀疏程度几乎与丝织罗相仿。毛罗的组织是2经绞3纬，这种横罗织法还属首次发现。1959年民丰大沙漠一号墓出土的毛毯，残长32厘米，宽12厘米。经纬密度是7～8根/厘米和 4根/厘米。

编结采用的是马蹄形打结法，每5根地纬栽一行绒纬,绒纬长20毫米，恰好将地纹全部盖满。彩色绒纬用绛红、靛蓝和米黄等色线配置花纹图案。现代和田地毯正是从这种毛毯发展而来的。南北朝毛织品主要有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北朝遗址出土的方格呢和紫色褐。方格呢残长15.7厘米，宽12.5厘米，经纬密度为18根/厘米和15根/厘米，用青、黄两色织成方格纹。紫色褐残长为15.5厘米，宽6厘米,经纬密度均为25根/厘米。另一块是蓝白印花斜褐,用二上一下斜纹组织，经纬密度均为22根/厘米,织物有细薄精密效果。

另一块黄色斜褐,残长11.5厘米，宽9.5厘米。经纬密度为12根/厘米和 9根/厘米，组织是二上二下斜纹，拈向为Z和S，织物有粗犷感。新疆巴楚脱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栽绒毯二块,其中一块菱纹栽绒毯残长19厘米,宽12厘米，经纬密度为3根/厘米和4根/厘米，绒组织仍用马蹄形打结法，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彩色线编织成四个相邻的大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三色在菱纹内显出四个对称的小菱纹。装饰性很强，是新疆古代民族图案的特有风格。

唐代毛织品多数是在新疆巴楚脱库孜沙来遗址出土。有平纹的毛褐，残长8厘米,宽5厘米,经纬密度为12根/厘米和13根/厘米。黄蓝色条纹褐,残长6厘米,宽6厘米，经纬密度为4根/厘米和8根/厘米。由于经纬密度差异大，表面上有横向凸纹效果。同一遗址出土的还有通经回纬的长角形缂毛毯、花卉缂毛毯、禽纹缂毛毯、六瓣花纹缂毛毯等。其中禽纹缂毛毯残长19厘米,宽9.5厘米。经纬密度为3根/厘米和12根/厘米。经线是Z拈，纬线是S拈合股。

在红地上显出蓝色雏禽纹,以棕色饰成羽毛，花纹清晰。六瓣桃花纹缂毛毯残长35厘米,宽4厘米，经纬密度为 4根/厘米和12根/厘米。纬线有红、蓝、黄、白四组，在蓝色地上显出白色六瓣花朵，以黄色填成花蕊，每朵花之间又用红色纬线相间隔，图案更加醒目生动。棉织品汉代棉布又称白叠布。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遗址出土的棉织品有蓝白印花棉布、白布裤和手帕等残片。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长80厘米，宽50厘米。另一块腊染棉布残长86厘米，宽45厘米,组织为平纹,经纬密度是18根/厘米和13根/厘米。

魏、晋、南北朝棉布出土的数量较多。1964年吐鲁番晋墓出土的一个布俑,身上衣裤全用棉布缝制。1959年，于田屋于来克遗址出土一件长21.5厘米，宽14.5厘米的褡连布，经纬密度为25根/厘米和12根/厘米，用本色和蓝色棉纱织出方格纹。另一墓葬出土的蓝白印花棉布，残长11厘米，宽7厘米。经纬密度均较前一块细密。唐代棉布 1959年在巴楚脱库孜沙来晚唐遗址出土细密的棉布，同时出土的一块蓝白提花棉布，残长26厘米，宽12厘米，质地较粗重,经纬密度约为16根/厘米和8根/厘米，在蓝色地上，以本色棉线为双纬织出纬线起花的美丽花纹。

2008-2-20 23:51

220.191.104.*

7楼

麻织品 1968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48号墓出土的郧县庸调麻布，年代为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布长245.6厘米，宽58.9厘米。唐麻布被单幅宽59.5厘米,长73厘米，经纬密度为25根/厘米和18～25根/厘米，上有“河南长水县印”朱色篆文，纱线条干均匀，质地细致紧密，布纹非常清晰。宋代纺织文物宋代纺织品出土文物主要有福建福州黄升墓的织品和衣物300余件、江苏金坛周瑀墓衣物 50余件、江苏武进村前公社宋墓衣物残片、湖南衡阳宋墓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夏陵区 108号墓丝麻织品、浙江兰溪棉毯等。

黄升墓出土的丝织品品种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6枚花缎等7个品种,其中仅罗就近200件。“宋罗”和“汉锦”、“唐绫”一样，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流行品种。花罗 4经绞花罗在宋以前已有出土,2经绞和3经绞花罗还是首次出土。2经绞花罗是在2经绞的地纹上起平纹和浮纹花。2经平纹花罗的经纬密度为36×27根/厘米。花纹有卍字、梵轮、必定、叶状四向十字形等杂宝纹饰。

2经浮纹花罗是在花纹部以纬线起花,经纬密度为32×18根／厘米。浮纬结构是当绞经和地经不起绞而平行排列时，绞经下沉，纬线浮于经线上有1根、3根、5根、7根、9根不等而形成花纹。花纹有卍字、梅花、四向花、四瓣花等。这两种花罗均是以杂宝花为主题的小提花织物。3经绞花罗有平纹花、斜纹花和隐纹花三种，3经平纹花罗的地组织以3根经丝（1根绞经、2根地经）为一组,花纹部位以单经、双经平纹起花。经纬密度差异{zd0}的是45×18根／厘米。

花纹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等,而以牡丹、山茶花为最多。3经斜纹花罗花纹部位起二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经纬密度差异{zd0}的是45×19根/厘米，经丝直径为0.05～0.20毫米,纬丝直径0.20～0.40毫米。花纹有牡丹、山茶、栀子、蔷薇、月季、芙蓉等，以牡丹、芙蓉为主。隐纹花罗，地组织外观与2经绞相似，实是3经的隐现。当A、B、C3经粗细相绞成地部，花纹部位粗经中分出一根作单独的平纹组织，不起绞的经平纹最长达13根，最短的也有三根。

由于绞织和平织的织缩不同，花部的单经平纹出现松弛现象。这种花纹有连枝和折枝花卉两大类。有一块单一的牡丹花，朵径达 12厘米。花纹单位{zd0}的是41×15根/厘米，是宋代以前少见的大型花纹花纹以牡丹或芙蓉为主体伴以山茶、栀子、梅花、菊花等组成繁簇花卉图案。这种以花卉写实题材作为提花工艺的表现形式，富有生活气息。构图设计以复瓣的牡丹、芙蓉为主体的折枝花卉，枝头上点缀小花，主花花芯套织莲花。芙蓉的叶子上填织梅花。

绫有异向花绫和斜纹变化组织花绫两种。异向花绫在宁夏西夏陵区108号墓有出土残片,黄升墓出土了完整的衣物。组织结构以4枚经线为一组,地部作一上三下的斜纹组织,花部作三上一下异向斜纹,经纬浮点基本一致。经纬密度有25×25根/厘米；30～39×25～36根/厘米；40～46×28～29根／厘米等三种。经纬丝的直径是0.1～0.4毫米和0.3～0.6毫米。这种异向绫把左斜和右斜对称结合起来。由于经向和纬向的组织点基本一致，左右斜纹纹路清晰，织物手感良好。

这类花绫纹样以穿枝牡丹、芙蓉为主,间饰海棠、梅花等。203号花绫在牡丹花的叶内填织小梅花,别具一格（图8），1号褐黄色梅花缨络绫,地经4枚左斜，纹纬4枚右斜，经纬密度为41×28根/厘米，经纬直径为0.2毫米和0.4毫米，纹样作穿枝梅花，花枝联结缨络(图9 )。花纹单位15.8×13.5厘米。匹长1104厘米，幅宽56厘米。匹端墨书“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可能是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斜纹变化组织的花绫是地经二上二下或二上一下或一上一下等斜纹变化结构。

经纬密度为 22×27根/厘米，经纬直径分别为0.7毫米和0.3毫米。经丝起花织几何小菱形花纹图案。单花的经纬丝组织单元以8×4根为一循环。两个组织单元构成一个菱形花纹，呈现互相并连的满地菱纹，纹饰别具一格。缎在黄升墓中首次发现 6枚纹纬松竹梅提花缎。经纬密度是40×30根/厘米。经纬丝均为先染后织,经与甲（粗）纬是棕褐色，经丝略加拈，乙（细）纬呈黄棕色，交织后有明显的闪色效果。甲乙纬丝均不加拈，经丝直径约0.2毫米,甲乙纬直径分别约0.3和0.4毫米。

2008-2-20 23:51

220.191.104.*

8楼

地部以经丝起6枚缎组织，由甲纬织入,色调较纯；乙纬沉在背,面花部则以乙纬组成的6枚纬显花。甲乙纬在花地不同的位置上相互交替，形成纬二重组织。地部的乙纬沉在背面，全无约束，浮线太长，因而采取满地花枝的纹样加以间隔交换的办法缩短浮长，以提高织物的牢度。纹样作满地松、竹、梅，花纹单位是17×10厘米，以写意的手法表现出组织结构的特点（图10）。这种织物下机之后，经过上浆和砑光等工序，故缎面平挺，光泽良好。

经纬丝均成扁平形状，花纹的闪光效果{jj0}。印花与彩绘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江苏武进村前公社宋墓和福州南宋黄升墓,尤以黄升墓的花色品种最齐全。如服饰的对襟和缘边，多镶上一条有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或彩绘的花边。印出的花纹底纹或金色轮廓再描绘敷彩，{zh1}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叶缘。纹饰变化多端，有百菊、鸾凤、牡丹、芙蓉、木香、海棠、锦葵、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鸾凤、鹿寿、狮球、蝶恋芍药、飞鹤彩云等动物纹，有印花芙蓉人物花边（图11）。

在敷彩的大叶子上，工笔绘就人物、楼阁、鸾鸟、花卉等图案。叶的间隙处还绘有手执折枝花或荷叶的童子，站立于几凳上。出土时色为灰绿、灰蓝、褐、桔红等。完整花纹循环面积为 39×5厘米。泥金印花再填彩纹的花边,纹饰除常见的花卉纹外,还有香串流苏、绶珠飘带、鱼藻、狮子戏球等。在黄升墓中还发现贴金印花，有的在贴金的纹廓内再敷彩，则成贴金印花敷彩的纹饰。花纹上的金箔连接成片，比泥金印花更显出金光灿烂的装饰效果。

印花丝织品采用了镂空版印花的四种工艺，即植物染料印花、涂料印花、胶印描金和洒金印花。描金和洒金印花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品种。色胶描金印花工艺是将镂空版纹饰，涂上色胶，在织物上印出花纹，配以描金勾边，印花效果更佳。洒金印花是将镂空花版上涂上有色彩的胶粘剂，印到织物上。当色胶未干，即在纹样上洒以金粉。干后拌去未粘着的多余金粉即成洒金花纹。它和凸版花相比较，花纹线条较粗犷,色彩较浓,有较强的立体感。棉毯 1966年在浙江兰溪宋墓内出土一条完整的白色棉毯，两面拉毛，细密厚暖。

毯长2.51米，宽1.15米，经鉴定由木棉纱织成。经纱支数为20公支，纬纱支数为21公支，条干均匀。棉毯是独幅的，证实了历史上曾存在“广幅布”和阔幅织机。元代纺织文物元代纺织品由于特定时代背景在织造技艺上虽然大都继承前代，但风格与品种颇有特色。元代纺织品以色彩华丽，纹样粗犷著称。内蒙古博物馆和新疆博物馆所珍藏的元代纺织品充分反映出这一特点。织金锦简称“织金”，蒙语音译为：纳石失是元代纺织品中{zj1}特色的产品。

在新疆博物馆内藏有元代戎装：黄色油绢织金锦边袄一件。袄以米黄色油绢作面，粗白棉布衬里,袖窄长,腰部细束。在腰部订有30道“辫线”,共宽9.5厘米。“辫线”是用丝线数股扭结成辫订在腰部的。在袖口、领、肩、底襟和开衩部分均有织金锦做的边饰。所用织金锦有的用片金织成，有的用拈金织成。片金织成的简称“片金锦”，经线为丝线，纬线则以片金线和彩色棉线作纹纬，丝线作地纬。经丝分单经和双经两种，较细的单经用于固结纹纬，而较粗的双经与地纬交织，使织物坚牢,经纬密度为52×48根/厘米，花纹用穿枝莲遍地花图案。

拈金线织成的简称拈金锦，经线亦为蚕丝，分单经和双经两组，纬线由两根平行的拈金线和一根棉线组成,拈金线作纹纬,棉线作地纬。单经与纹纬成斜纹交织,双经与地纬成平纹交织，经纬密度为65×40根/厘米，纬线以拈金线显花,花纹图案中比较明显的部分是人像，修眉大眼，隆鼻小口，脸型略长，头戴宝冠，自肩至冠后有背光。双羊龟背纹提花被面藏于内蒙古博物馆。图案是以双羊龟背为纹，外框为缠枝宝相花纹样，采用斜纹为基础组织，用黄蓝两色纬丝起花，以纬二重组织进行织造。

起花部分的长纬丝用特经压住。被面采用双幅拼花提花织物制成，花纹左右对称。印金绸袄藏于内蒙古博物馆。反映出元代当时崇尚金色作为装饰色彩。这批绸袄多件均用蚕丝为经纬并经染色，用小提花或斜纹织成。在织物上按服装形状分区用拍印的方法用凸纹板印上粘合剂并贴上金箔，焙干后刷除多余的金箔而在织物上粘留金色花型。凸板的尺寸有多种，如9×8厘米，10.1×7.5厘米等。挖花纱罗织物藏于内蒙古博物馆。在平绞纱罗上，用小梭子挖花织入绿色、深黄色、米黄色等，彩色纬丝用于作提花罗裙的镶边。

220.191.104.*

绣花上袄藏于内蒙古博物馆。在上袄坯料上绘制花纹而后刺绣。花型内容丰富，有龙凤、云鹤、龟兔、双鱼、双蝶、驴、鹿和兰、菊、荷、石榴、百合、牡丹等花卉。明、清纺织文物明清纺织品文物传世较多。出土纺织品可以定陵出土的为代表（见
〖HTK〗定陵出土明代纺织品）。传世品则可以各地收藏的明刊《大藏经》封面锦褾和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明清皇室服用的织物珍品为代表。明《大藏经》刊印于永乐、正统至万历时期(1403～1619)。

裱装经面的材料，多从内库和“承运”、“广惠”、“广盈”、“赃罚”四库中取用，基本上可以代表明代早期的提花丝织产品。这批经卷当时由朝廷分赐全国各大寺院。织物的纹样风格有的富丽雄浑,有的秀美活泼;织物组织和品种则有妆花缎、妆花纱、实地纱、亮地纱、暗花缎、暗花丝绒、织金锦和花绫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织物，如漳缎、漳绒、双层锦、栽绒、5套七色夹缬等都较罕见。其中有很多是整匹、整件的料子，常常附有当时的名称和织造年月、地点和织匠姓名等资料。

从此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明清织物的原貌。漳缎产生于明代的提花起绒丝织物。故宫博物院收藏较多。明晚期南京生产的金地莲花牡丹云龙漳缎炕褥,纬二重经起绒组织，起毛杆起绒圈,割断毛圈成绒。以双股拈金线浮纬为背景，朱红色绒毛显花。绒毛挺立而整齐密集,高度约2毫米。纹样由五爪龙、四合如意云、缠枝莲花牡丹组成，具有明显的明代特征。清康熙妆花绒缎炕褥残片,实物尺寸119×69.5厘米。纹样为卍字边勾莲夔龙、独花。

以黄色地经、地纬交织成变化组织，金黄色绒经起绒花。此外，还用挖梭回纬的方法织入豆绿、墨绿、大红、粉红四色彩纬以及双股拈金线，用专门的接结经接结。这种结合运用妆花、起绒技术织造的漳缎极为罕见。乾隆蓝地缠枝牡丹漳缎匹料，以经面缎纹为地组织，彩色绒经显花。宝蓝、玫瑰红、青莲、朱红、翠绿五色绒经交替排列，使织物正面浑然一体而背面显露色条。织物花纹边缘部分的绒圈未割，同一色彩的绒经产生绒圈、绒毛两种不同的层次，从而使图案的色调丰富，更有立体感。

此外，故宫还藏有在缎地上起单色白绒花，再施以彩绘的特殊品种。双面丝绒明定陵出土，为全国所仅见。袍料正反面都布满整齐的绒毛，呈淡褐色。绒毛高度为6.5～7毫米,绒根用V型固结。地组织是平纹。织物密度为68×72根/厘米。它的织造方法和组织结构.双层锦现存双层锦文物都是明清时期的，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织金胡桃改机、定陵出土的“白地蓝色落花流水上衣”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收藏的乾隆“白地青花四合纹锦”。

这些织物都采用表里换层的双层平纹提花组织，与一般织锦（如宋锦、妆花缎）相比，具有质薄、柔软的特点。花纹图案布局丰满，设色沉稳淡雅，富于装饰效果。《古今图书集成》织工部·记事引《福州府志》云：“闽缎机故用五层，宏治间有林洪者工杼柚，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机为四层，名为改机。”有人提出，引文中的“四层”即指双层平纹组织。所以，双层锦也称“改机”。玛什鲁布清代乾隆年间新疆回族人民织造的一种起绒丝、棉交织物。

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绿色长条花纹玛什鲁布绒被和红色织成八角花纹地玛什鲁布。绿色长条花纹玛什鲁布绒被的起绒方法，与内地生产的漳绒相仿，属于起毛杆经起绒类型。采用了扎经印染工艺，又具有新疆维吾尔族的和田绸的特点，可以看作是中国各族人民纺织技术交流的结晶。经线用家蚕丝，纬线用棉纱（图13 ）。密度为54×24根/厘米。经线扎染成蓝、白、绿、红、黄五色，并由于纤维毛细管的作用，彩条间带有别致的无级层次色晕。

妆花缎以挖花为主要显花方法的重纬缎地多彩纹织物。明《大藏经》封面上使用较多，如浙江省图书馆收藏的《大般若波罗经一三一（宿一）》封面、《万善同归卷第三（史三）》封面、《正法念处经二十一之三十》封面以及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寺经卷封面中的妆花缎。菱格宝相花妆花缎用在明正统五年刊印的《正法念处经二十一之三十》封面上。5枚经缎地,纬浮花。经绒投影宽度为0.1毫米,Z拈,密度为60根/厘米。纬线共8种,1地纬，绿、白、深蓝、藕色、黄、湖色、桃红、泥金,7色花纬其中绿、白两色彩纬是精练蓬松无拈的“绒线”，投影宽度0.8毫米,约为其他彩纬的两倍。

经线兼管彩纬间丝,一根隔一根起成5枚纬向左斜纹。彩纬背面不接结，成长浮绒形式。栽绒毯明清的栽绒毯遗留品，常以丝、毛、棉等纱线交织,其精致华丽超越了前代。明“九狮图毯”（现存美国）淡杏黄色地，9匹彩狮构成团花,四周饰以牡丹，外圈再环绕卍字形几何纹。纹样象征着“九世同堂”的吉祥意义。毛毯两端缀有氆氇毯头。栽绒采用新疆维吾尔族传统的8字形固结法。羊毛纬,棉纱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金线地玉堂富贵壁毯”，实物尺寸270×645厘米，排长11厘米。

图案是根据当时宫廷画稿设计的。纹样由玉兰、海棠、牡丹、灵芝、竹子、蝴蝶、山石等构成。使用了23种彩色“绒线”（家蚕丝纤维制成）和金、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