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湖谈往》之九
感受地震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xxx诗词曾被吾辈人背诵得滚瓜烂熟。调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这两句词,即当年烂熟中之最为烂熟。令人在天翻地覆之畅想中,深感革命形势之大好。可谓革命乃社会之“地震”,地震为地球之“革命”。说来颇为奇怪,不知是事有凑巧,还是有什么天人感应,在那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两三个月之前,“小小寰球”果然先来了一场“自我革命”。这就是1966年之春的河北邢台大地震。
邢台地震发生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之后,北京揭批“三家村”前夕,xx序幕其实已经拉开。当时我正在济南一中读高二,虽不知xx将至,更不知地球也会“革命”,但却熟知“树欲静而风不止”和“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两句名言。对其中所喻示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之革命道理,是早已有些心领神会了。
自从跨入中学校门以来便一直纠缠在“红”与“专”的关系之中。批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细查家庭出身大讲“有成份论”。初中毕业时班里的“尖子生”高建同学,报考母校一中落榜,{zh1}哪里都没要,下乡去了近郊药山。后来得知他父母都是“右派”。从高一到高二班干部换届变化很大,据说此时已在学生中悄悄划分“左中右”。风起于青萍之末而风声愈刮愈紧。人只要还不太“木雏”,都会有感觉,不能心领也可神会了。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出自苏洵的《辨奸论》。苏洵《辨奸论》和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都曾入选当时的高中语文课本。苏老泉这句“见微而知著”的名言,与王相公那句“天变不足畏”的名论,由于语文老师的精彩讲述而印象深刻,至今犹言在耳。
当时的任课教师是张家璇老师。当年老一中语文教研组藏龙卧虎。老教师们个个道业精深。张家璇即为其中之一,不是卧龙也是凤雏。说是老教师,其实并不老,当时不过40来岁。人长得仪表堂堂,身材修长,眉清目秀,举止潇洒。据云其为清华大学毕业,但并非中文系,而是建筑系,不过学识渊博,讲课精道,一点不“隔”。文言文讲得尤其好。后来还听到一个传闻:其夫人薛丽坤是一中历史教师,当年为校团委书记,二人准备结婚时,组织上坚决不同意,说是张有“严重历史问题”,{zh1}婚是结了,但团委书记也丢了。
由于张老师语文课的影响,我们班不少同学都喜欢文史,爱好文学,班里还颇出了几位小“文豪”。课间休息时,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李自成到洪秀全,都能扯上一通。外国文学,工人运功,马列主义,xxx、燕妮、贝贝尔、李xx内西,也能云山雾罩,说得头头是道。
我们这个班名为“高十九级一班”。高十九级共有六个班,一二班为重点班,学生全部都是由一中初20级考升上来的。语文课均由张家璇老师上,从高一带到高二,若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就一直带到高三毕业了。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那会儿报纸上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正大张旗鼓。于是大家课间热议的话题,便不再是孔夫子和孙中山,洪秀全或朱红灯,而是闯王李自成的老前辈“清官”海瑞。众人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口沫四溅,乃至面红耳赤。其中有文豪名“林宪忍”者,是一位农村保送生,比一般城市同学大两岁,林老兄向以老成持重、立论公允著称。此时即力排众议说:“让我看,姚文元这小子很不地道!明明是学术问题,怎么能硬往政治上扯呢?”
不过,未出三个月,林老兄便幡然悔悟,改弦易张。那时校园里闹起红卫兵。红卫兵林宪忍改名“林慨慷”——“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嘛!
自然这还是后话。当时课照常上,作文也照常练。但已不再做记叙文,改为操练批判稿。对批判稿之杰作,张老师也不再细加评点,而是由本人站在讲台上朗读,同学们坐在下面听,然后大家讨论。这次批判稿朗读,我有幸与尚未“慨而慷”的林兄同台献艺。惜乎,就露脸了这么一次,那场地震便不期而至了。
记得是{yt}下午四点左右,应是课外活动时间,我正在教室里老老实实坐着。那时校园已不比往常,大门口把得紧,我已不能随便溜号,跑到南门去听说书的了。突然间,感觉面前的课桌和屁股底下的凳子发生摇晃,抬头看,头顶上的xx儿也在大幅度晃动,教室前后门和两旁窗户框框作响,窗外无风,树木也在摇晃。不知怎么回事,但感觉大事不好,听到有人喊:地震了!好在是平房,不必跳楼。于是赶忙跑了出来。大家跑出来后,脚下地扔在抖,眼前树仍在晃。但不一会儿就好了。一切复归风平浪静。这次邢台地震,济南震感强烈,老一中办公楼顶上的避雷针震倒了。
第二天课间休息。话题由“海瑞罢官”跳转为邢台地震。
同学们纷纷报告见闻。高尧同学说他家里的老房子倒了。我与高尧很熟。一是那时我上学放学经常从他住的街上穿过。二是那时我们都玩半导体收音机,他有块万用表,我经常去他家借表用并向他讨教。高尧家住历山顶街中间路西的“洪字廒”街。此街是一条弯把子街,北接武库街、小王府,南通宽厚所街。当时对这个街名深感奇怪,后查知“廒”为库房,此街为汉魏以来的粮仓故址,清乾隆时设广丰仓于此,归历城县管辖,街名遂称“洪字廒”。高宅位于此街中部拐弯处,一座有前后院的独门小院,门前地面开阔,或许就是当年的广丰仓也说不定呢。高父是个大胖子,一口唐山话,当时在一家商店当售货员,看来像是公私合营前的资本家。高尧在高一时曾当过班长,高二就下来了,大概与此不无关系。震塌了的是西厢房,北屋山墙也出溜了。由于高宅是私房,房管所不管,只能自己找人修。记得当时我帮过忙,当小工,和沙灰,递砖。
地震归地震,劳动归劳动。地震并没在济南震,虽然倒了一些老房子,但影响不是很大。那时学校尚未停课,支农下厂劳动照常进行。没过几天,我们班去了农具厂参加劳动。语文教师张家璇和政治教师杨敬宇(班主任)也带队前往。
农具厂位于济南东郊,临近小清河。当时主要产品是农用拖拉机。主要车间便是背靠小清河的北大车间——电气焊车间。当时我就在电气焊车间跟班劳动。万没想到,跟班劳动的第三天,便又遇上了一次“疑似地震”——乙炔罐“回火”爆炸。
原来,电焊用于钢板焊接,气焊用于钢板切割,电焊是用36伏特的大电流低压电,比较安全。气焊则是用电石和水化合产生的乙炔气。气焊比电焊温度高得多,危险性也高得多。{zd0}的危险就是乙炔气“回火”——气焊枪打火时,操作不当(往往是多次点火未着造成的),点燃的乙炔气,就有可能在气管中回流。如果回窜到乙炔发生器罐内,就有发生回火爆炸的危险。而巧就巧在,跟班第三天,就遇上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突然间,“嘭!”的一声巨响,地动山摇,一阵稀里哗啦,高大的车间顶棚顿时开了天窗,车间内立刻烟火弥漫。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一个箭步,就越窗跳了出去!随即破窗而出的还有几个人(车间的窗子很大,是开着的,窗台不高)。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乙炔发生器的罐盖被瞬间炸燃形成的巨大气压冲得腾空而起,像出堂的炮弹一样,打穿高大的车间顶棚,而后掉落到小清河里去了。
中午吃饭。农具厂的食堂不错。饭菜便宜,粗粮细作,花样很多。
饭后聚在一起闲谈,尚惊魂未定。张老师开玩笑说:“如果现在济南也发生大地震,xxxx,就在我们脚底下,我们全被活埋下去,可就都成化石了。多少年后被考古队挖掘出来,往身上一摸,口袋里还有地瓜面煎饼呢,那可就成了历史文物了!闻听此言,大家哈哈大笑了一阵。
说着或许无意,听着却是有心。回去不久,xx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张家璇作为{dy}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押到任课教室里批斗。“地瓜面煎饼事件”被我班某红卫兵当场揭发出来,成为其疯狂向党进攻,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一大罪状。
十年后的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
地震发生在凌晨,我是从睡梦里被摇晃醒了的。这次地震比邢台利害,此后余震不断,济南都有感觉。于是继“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之后,济南大街小巷齐搭防震棚。按防震要求家家都需搭建。不但居民大杂院里搭,机关单位学校更要搭。一时间大大小小的防震棚遍地开花。木棍、塑料布、油毡纸、沥青等搭建材料成了缺货。
还有些居住院落狭窄的市民无处搭建防震棚。就都去住附近机关大院或学校防震棚集体防震。因此我便经常去附近济南二中的集群防震棚过夜。当时二中在后操场盖了一大片防震棚。“防震棚岁月”曾一时高兴坏了孩子们,也一度给大人们带来一番别样情怀。因为可以聚到一起,打xx,侃大山。当时我与家住山水沟千祥街,铁中老高二的李景和经常来往,是好朋友。于是有一段时间,李景和便常约着我去二中防震棚。但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原因是,那段日子济南连降大雨,哗哗下个不停,夜晚蚊子叮咬,加上天气转冷,我就懒得去了。
干脆就住在家里。晚上睡觉前,桌子上扣个脸盆,其上再倒立个啤酒瓶子。瓶子若震倒了,肯定有响动,一有动静,就赶紧往外跑。
防震还没防完,是年9月9日伟大{lx}xxx就逝世了。
xxx追悼会9月18日举行。北京天安门广场开追悼会,济南也在各处开追悼会。而那时我正在青龙桥下“深挖洞,不称霸”——被厂子里派到这里来挖防空干道,因之我参加的是在济南五中举行的追悼会。那{yt},天降大暴雨“天地同悲”。五中追悼会在大暴雨中进行,大操场上黑压压垂首立着一片。追悼会主席台上的人还好说,操场上的人则个个被浇成落汤鸡。大雨如注,不一会儿,眼见我们的挖洞队长,还有一个人当场出溜倒地,被抬了出去上了救护车。{lx}逝世,有人悲痛如斯,我自叹弗如。但在回来的路上,一位干道铁哥们悄悄对我说:别信那他一套,那是“胡演道”——假装的。
俗话说:来早的不如赶巧的。可谓三生有幸,两次大地震,中间是十年xx,“天灾xx”一起来,都让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正值青春好时光,一次也没拉下。
而另有一句俗话则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或许就是这一代人的宿命,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去岁,当年老一中的老同窗聚会了一次。外地的几位老同学也赶来了,没死的几乎都到了。又见到了高尧和林慨慷。有的老同学离校后就没见过面,我赶紧迎上去握手说:“这不是林慨慷老同学嘛”林老兄老脸一笑,不无尴尬道:“不,林宪忍——改回来了”
更早几年时间,济南师生们还聚会过一次。那次聚会年届80的张家璇老师也出席了。当年我在三合街上小学时曾有一位女班主任叫张家嫚,57年打成了右派。张家璇、张家嫚一字之差,总觉得有点关系。在这次宴会上得到了证实——正是张老师的妹妹。如今仍健在。不禁又想起了当年的“地瓜面煎饼”事件。不料,脑子十分好使的张老师却竟然一点也记不得了,说:“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是的,记忆是有过滤性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
我记住的别人未必记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