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所以决定我的传记从我人生的中段开始。我一生中最离奇的是一九六八年被捕蹲了三年大狱。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zj1}摧毁力的社会动荡。我妻子和我在这期间被抓进监狱，原因是我们被怀疑为外国间谍。我的家妻离子散，十六岁的女儿被送去内蒙古插队，我儿子当时年仅七岁，只能去跟着我母亲，靠她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我们多次被不同派别的红卫兵抄家。不过，在监狱的这段时间让我对中国当时情形的了解比我一辈子学的还多，这一点值得欣慰。

　　在这三年中我被转了好几个监狱。我天生不安分，在狱中以帮助其他犯人为己任，我心里很清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被关起来的人都是冤枉的，压根儿不该进监狱。我亲眼看见很多犯人xx，有的疯了，下决心自己绝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决定要利用在监狱的日子尽量从其他犯人的背景、经历中吸收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感生存下来。监狱成了人类学的一道智力题，一种让人思考的有趣的游戏。

　　我写这部传记如果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要告诉人们，我的一生看似充满了曲折和不幸，人们也许会为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体验xx不是那样。人本能地追随积极向上的东西。洞穴时代的原始人还发明了游戏自娱自乐，我也是那么做的。如果这部传记值得读，值得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中怎样主动积极地度过在监狱里的日子，权当一本"坐牢手册"吧。

　　我的监禁生活是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晚开始的。那时"xx"已进行了两年，我们北京人艺的演员也组织了自己所谓的战斗队。在当时的形势下，那是抵挡来自各方攻击的{zh0}的自保方式。我参加的战斗队名为"丛中笑"，典出xxx的词《卜算子·咏梅》。我们战斗队由十几位"硬里子"演员组成，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演员从未特别出名，但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剧团的台柱子，如果没有他们，剧院的保留剧目一个也上演不了。其中一位年轻人的家庭背景有问题，因为他的父亲在日本。我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更差--台湾，所以我们都属于"特嫌"--被怀疑是间谍。自从"xx"开始，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这个问题变得特别重要。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处事低调。没想到这样做倒使我们这群人得了个新的外号"老运动员"。

　　这个外号不是什么好词儿。"运动"这个词在当年不仅指"体育"，也可意味着"政治"。所以"老运动员"确切的含义是不管来什么运动，我们这帮人都逃不了是被"运动"的对象，也意味着我们精于分析政治动向，能轻易避开政治麻烦。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们所有这些"老运动员"对当时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估是一致的：按过去的规律判断，这场运动该差不离了。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场运动结束的迹象都在那儿明摆着。当时几份大报的社论在过去几个月指出了方向，阐明我们不该把每个干部都打成"走资派"，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惩前毖后"，继续革命。"xx"主要的目标是整"走资派"，社论中对这些"走资派"改了调子只能说明前方见亮儿了。谁也没料到"xx"还要继续八年。

　　那年的海货市场出乎意料的丰盛，可谓喜获丰收，这之前好的渔产都上交给国家用以出口换急需的外汇。"xx"两年来，渔民们终于明白过来：派来搞"统购统销"的干部都已经靠边儿站了，渔民们可以自己做主怎样处理自己的收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全国大力铲除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却享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我妻子吴世良很高兴，我们邀请了两位朋友来一起享受一顿美宴。

　　这两位朋友也是和我同一个战斗队的。我们甚至专门写了一张大字报以使我们的聚会合理化。我记不清楚大字报的主题是什么，可能是批判某个人或某一政策使整个国家复辟了罪恶的资本主义（我们已有几十年没有资本主义的体验了）。"xx"到了这时候，我们战斗队已摸索出了一套适应当时形势需要的模式，我们对此颇为得意。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张贴大字报对当时的形势和党中央{zx1}"战略部署"作评论。没人拿我们的言论当回事。那时整个剧院和其他单位一样组成了大小不一的战斗队，有的战斗队只有两名成员。为求生存，这些小的战斗队都与大的两个派别挂上钩。这两个大的派别之间始终有矛盾，都想证明自己比对方更革命。其中激进的那派称自己是"造反派"，称对方为"保皇派"。因为我们不希望与任何一派沾上，我们在大字报上署名为"逍遥派"，两派对我们都不满，以致我们不断地受到攻击。

　　不过问题还是存在，怎样打发这段闲暇的日子？剧院关了门，上台演出是没门儿了。我们可以躲开打派仗，但我们还是想知道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怎样应付"中央xx小组"的新方针。有{yt}我们其中一位成员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做风筝放风筝。那可是北京人最喜欢的玩意儿。既然剧院不缺我们几个，重捡儿时的爱好真是个好建议，我们都很投入。其中一个人的任务是去购买原材料。让我们惊喜的是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皮宣"，既粗糙又很薄。（这种纸原本用于书法和传统中国画。）接下来是找"竹劈儿"，削成薄片后做绑风筝的"骨儿"。水彩和画笔好找，到处都有的卖，因为大家都需要用来写大字报。我们{zd0}的发现是"锦纶线"，要比我们小时候用的小线儿好多了。我们再从组里选出一位成员来设计并指导大家。他确实是位行家，我们做的风筝是我所见过的{zh0}的。我们终于可以露一手了。

　　经过反复琢磨，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很大的空间没有电线挡道。{dy}次试放十分成功。不久我们就成了那个地方热门的一景。北京人性格随和宽容，喜欢看风筝，有{yt}还有人夸我们的新设计。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有一次路过天安门去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看到广场上满是放风筝的人，当年我们兴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记得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傍晚，吴世良、我和"丛中笑"战斗队的两位演员一起吃饭，我们吃的是海螺。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去放了风筝，大伙儿都情绪不错。因为在天安门看我们放风筝的人们看来都很自由自在。海螺的味道又很鲜美。我们都觉得"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声了。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我告诉朋友们：附近的孩子们拆下门铃按钮做免费的玩具，我在城里到处找配件，结果发现只要用个五分硬币往里一卡，门铃也照响不误。大家听了都乐。我以为来访者可能是另一位同事。就着海螺喝了几杯酒，我感觉很暖和，所以穿着衬衣就去应门。

　　开门时见到两位陌生人对我微笑。我同时注意到门外十几位邻居坐在小板凳上，其中有几位出身好的胳膊上戴着新的红袖章，全都板着脸。我没去多想。自从剧团里那些造反积极分子抄我们家后，邻居们都躲着我，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抄家的理由是要除"四旧"，什么旧照片、旧书，各种杂七嘛八的东西都算。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会像平时那样，可那天有那么一群人在一起，我不指望他们像平常那样。那两位陌生人问了我的姓名，然后很客气地请我一起去当地的派出所，说是有几件事要核实一下。我只穿件了衬衣，所以我说要去拿件外套。他们坚持说派出所拐个弯儿就到，我说话儿工夫就能回来，我就那么跟着他们走了，既没有告诉我妻子，也没跟我的客人们说。

　　夜里的气温还挺凉，我把卷着的袖子放下来。那两个陌生人一人一边夹着我，我能感到他们的手指抓着我的袖口。我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有辆车等在那里，他们设法把我弄进车里，还是一人一边。我开口问："你们不是说拐弯儿就到吗？"

　　他们并不正面回答，说："坐车方便。"

　　我又问："你们要核实什么？"

　　"你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答道。不过语气硬多了。

　　差不多五分钟我们就到了，他们要我下车。这时他们客气的笑容xx不见了。那两人命令我向前走，左拐右拐，他们走在我后面，在我视线之外。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就这么被押送到这里那里，我对这一程序太熟悉了，以致到后来只要有人在我边上走我就会极不舒服。我们穿过一个小院子，我被引进一道门。一踏进门，房间里的聚光灯一下子通亮。这突然的聚光灯、照相机的闪光灯以及其他亮光一下子让我什么都看不见，有人很麻利地给我戴上xx，我被迫在一份文件的虚线上签上了我的名字。整个过程中我都蒙了，只记得有很多闪光灯，我脑子里{wy}的念头就是："他们还真把我当回事儿……"

　　接下来，我被夹在另外两个陌生人之间，上了另一辆车被带走。这回陌生人穿的是军服。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知道这些人并不是解放军，他们其实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免了职的便衣，享受不到"xx"前的特权了，所以穿了军服做庇护。那时候的军帽或是旧军装仍旧很有分量。我已戴上了xx，那两个穿军服的一人一手压着让我低头。我恢复了一点思考的能力，意识到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去的目的地，但我能感觉到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对北京城太熟悉了。

　　我估摸出我们是在向南行驶，离市中心不远，过了天安门广场，过了通常十分热闹的前门那片儿，然后向西，朝北京的西南驶去，但仍在老城之内。眼睃着两边的军靴，我得出结论：这不是被另外一个战斗队绑架，这回是真格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老毛病难改，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下，我还是忍不住琢磨我们坐的是辆什么车--别克。他们为什么用这种车？选这种车有什么含义吗？我终究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

　　不用说我脑子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被捕？

当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xx"以及剧院里的内斗。我一直很清楚"造反派"从不信任我。虽然我尽量避开"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派仗，可"造反派"始终认为我是"保皇派"的后台。但运动已进行了两年，他们要对付我早该下手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车子朝西行驶，我突然记起约一年前发生的事。三四个人民解放军士兵被派到剧院，自称是xxx思想宣传队，是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派来管理剧院的。院里所有的人被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每组指派组长。相类似的军宣队也被派到其他的专业剧团、歌剧院、歌舞团。他们组织"政治学习"，要求大家每天坐在一起表明自己的观点。大家所说的也就是怎样欢迎"xx"这场运动，"xx"怎样及时地把党内各阶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xx出去。政治学习很快变得十分无聊。除了忍着，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就这样，两百多名员工，包括演员、导演、舞美、装置、票房工作人员、前台、车队司机，天天挤在大厅里开大会。

　　这{yt}军宣队的领导站起来告诫我们："我们的政治学习之所以变成了老生常谈，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林副主席的教导：战场上，要刺刀见红。"这是军宣队领导的原话。"刺刀见红"用来描述战场，听起来挺吓人，可他其实是在打比方。

　　他更进一步讲述他的论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主要任务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继续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个目标被一小撮走资派篡改了。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揪出来，批倒批臭！所以我们现在的职责是揭露、批判这些走资派和黑帮，而不仅仅是重弹报纸上社论的老调。"他这番告诫的目的很清楚，揭露这些隐藏的敌人，包括那些不当权的，因为他们是隐藏在政府中的敌人的社会基础。

　　他的这番论调得以实施。{zx0}受到冲击的是剧院以前的领导。上演外国剧作家像莫里哀和契诃夫的经典剧目被批判，甚至像曹禺、老舍这些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禁了。接着，斗、批、改的范围扩大了，几个月前被抄家时查出不利证据的那些人成了攻击对象。蒋介石的画像，所谓的反动书籍，甚至受批判人的照片都成了证据。

　　某个闷热的下午，会场里一片嘈杂，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演员被剥夺了中国传统的午餐后两小时的午休。突然间，有个微弱、犹豫的声音说："我可以揭发件事吗？我听见英若诚说xxx思想也得一分为二……"此言一出，会场睡意全无。

　　我脑袋"嗡"的一声，心跳顿时加剧。大厅里顿时喧哗起来，有人喊："谁反对xxx思想，我们就xx谁！"

　　这是我们当中{dy}次听说有人明目张胆地说xxx的二话。口号四起。会议主持人迅速地与他周围的人商议了一下，接着他命令我上台面对人群接受质问。我服从命令，一边朝他们指定的位置走，尽量表现得不慌不忙。同时内心却在飞速想办法摆脱困境。我发表这一言论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我也记得自己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当我最终面对人群时，口号声渐低，大厅重归寂静，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我脑子里却突然闪过：这大概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谓的"当众孤独"吧。

　　不容我多想，人群里跳出一个人大声质问道："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人群中嘈杂声又起，可能是大多数人估计我会否认这样严重的罪名。

　　等到人群安静下来，我很xx地说："我说过。"震惊之下，群众先是一片寂静，紧接着口号和喧哗声大作不止。

　大会的主持者是我的一位同事，也是院里的演员，平时我们关系还不错。他让大家安静下来，让我跟大家解释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说这话的。看着他，我明白了军宣队为什么信任他，重用他。因为此人出身好，家里有高干、军干的背景。

　　我回答道："不久前，军宣队组织剧院去北大学习怎样参加'xx'。休息时我们谈论起学生的情况。有人说起有个学生因为提出'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应遵守一分为二的观点，包括xxx思想'而引起了公愤，遭到其他学生的围攻。我当时说，他的错误不在于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而在于它的分法。因为主席本人也明确说过天下所有事物都应遵循一分为二的规律……"

　　人群中有人打断我："xxx什么时候说过？"

　　我xx地回答："武昌会议上，xxx说：天下所有的事物都应遵守一分为二的原则。"

　　另一个声音说："难道我们也要把蒋介石一分为二吗？"

　　听了这个问题我暗自高兴：真是救我一命啊！

　　我抓住时机："一九四七年xxx在同美国xx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他xx的观点：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接着告诉大家，"一九五八年在武昌会议上，主席更进一步地阐述了他的理论，明确指出我们应对美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反动派，包括蒋介石都必须一分为二。他是这么说的，有真老虎和假老虎，铁老虎和豆腐老虎之分。xxx思想本身也不例外，问题是怎么个分法。当然不是分成好与坏，而是认识到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对人民来说xxx思想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指路明灯，而对敌人来说则是消灭他们的锐利武器。"

　　那位情绪激动的年轻人还想叫喊什么，但坐在他两边较为谨慎的人迅速将他按到座位上，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援引xxx的原话，而他却在那里无知地大放厥词。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万万没有想到。两位年长者，通常在这样的公共场合从不发表意见，却站出来为我辩护，证实说他们当时在场，情况正如我说的。{zh1}，那位{zx0}揭露我的"反动言论"的人站起来，承认事情的经过正如我所说的。会场里又是一阵喧哗议论。主持会议的头头儿对我说："你可以回你的座位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是急中生智用不合逻辑的辩证法救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