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中的千山结核医院 摄于2009年 1965年元旦刚过，我妈住进了医院。 在那之前的半个月里，我在夜里做梦醒来，总会听见我妈蒙在被子里的一声声咳嗽，抑制不住，又压得很低，像是从遥远的空洞里传出来的。果然到了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我妈的肺子里得了结核，还有空洞，需要转到千山结核病医院xx。 我妈在那家医院的白色病房里，住了五个多月。那时我已经学会骑自行车，如果不遇上下雪，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千山脚下的结核医院。那辆自行车，还是我爹二十年前在满洲帝国时候买的，日本产的富士牌子，骑着特别轻快，像风一样。但是我不能每个星期都去，家里就一辆自行车，二哥和三哥和我只能轮流去探望我妈。 医院很大，种满了树，树丛里有七八座带屋脊的三层楼房，只有一座外面抹了灰浆，其余都是红砖墙面，窗户很高，装饰着五角星和植物叶子的花纹图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1950年代初期苏联援助鞍钢的产物，当然要按照苏联人的图纸修建。估计在那时的中国，坐落在千山风景区的这家医院，是全国{zd0}{zxj}的结核病专业医院。据说在修建之前，鞍山的领导感到奇怪，干嘛要修那么大的结核病医院？干嘛要放那么多的病床？没想到建了医院的{dy}年，医院的病床住满了结核病患者。原来苏联人有他们的经验。在他们看来，鞍山是中国{zd0}的钢铁工业城市，必然成为肺结核病人最多的城市。在矿山和车间里弥漫的工业粉尘经久不散，飞进人们的肺部容易，再飞出来就不容易了，会引起呼吸道的一些疾病，肺结核只是其中的一种。 就在1964年年底，我爹收拾好他简陋的办公桌，心情复杂地离开了橡胶厂。他创办了那家集体所有制的工厂，他在那里干了八年，生产了数不清的运输传送带，为国家建设尽了力。可是一旦与厂里党组织的官员闹了矛盾，所有的过错都要自己承担。好多年以后，我还能想象他走出那家工厂、到二百米外新建一家工厂时，那种恋恋不舍的心情，甚至那车间里刺鼻的汽油和苯的味道也是好的，到处飘飞的炭黑的微粒也是好的。但他和全国所有工厂的厂长一样，在那个年月里，不知道什么叫环境保护，什么叫职业安全。他离开了，留下我妈和厂里的工人，工作条件极其恶劣，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们宝贵的个人健康，是生产橡胶制品不可缺少的原料。 看起来像是一种报复，恰恰就在他调走一个月以后，我妈诊断出了严重的肺结核，躺在了医院病床上，面色苍白，胸膛里发出破风箱一样的低吼。xx这种顽症，需要半年以上。如果更早几十年患了肺结核可就糟了，那时青霉素还没有发明，对症xx的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等有效xx还没有发明，肺结核几乎是不治之症，每年因患肺结核病死的人，大约占人类所有原因死亡数量的七分之一。中国人管这种病叫肺痨，欧洲人把这种病叫白色瘟疫。即使有了有效xx，这种病还是夺走人的生命。二哥、三哥和我轮流去那家医院探望我妈，谁都遇到了死去的病人，躺在担架车上缓缓推走，后面跟着家人们凄厉的哭号。幸好那时我妈还不到五十岁，生命力顽强，活下来了。 住了五个多月的医院，我妈又回到橡胶厂上班了，照样挣她每个月三十多元的工资。当时的医院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都不知道，她其实患了那个行业的职业病，应该离开那个环境。好多年后，我知道的事情渐渐多起来，见到1949那以前上海的一份地方志里，把肺结核作为橡胶生产工人的职业病。我的记忆里还有一部电影，描写一位橡胶厂的女工，因为工作的原因患了肺结核，到疗养院以后发生的各种事情。电影的名字好像是《悠长的假日》，意大利与另一个国家合拍的。可见1949年以前的中国与1949年以前以后的外国，都把肺结核当做橡胶行业的职业病。 再次遇到因肺结核而死的人，已经是十四年后的1979年。 那年我考进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与中文系同一个教学楼的是生物系，有时就看见溜出来的小白鼠，非常可爱地跑进我们的阶梯教室，支楞着小耳朵，认真地聆听那些我们都搞不明白的古代汉语。 冬日里的{yt}，我们刚走出教学楼大门，门前来了一辆小型货车，卸下一具僵硬的尸体，是一位女性，相当年轻。用担架车推进教学楼时，她的身上没有一点遮盖，丰满的身躯暴露无遗。她死了，没有人尊重她的隐私，没有人维护她的尊严。货车司机在闲谈中，告诉我他听来的事情：这个姑娘才二十岁，老家在河北省农村。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已经去世，除了父亲都死于肺结核病。不幸的是她也得了肺结核，送到县医院xx，钱用光了以后，她{wy}的哥哥悄悄溜走，不再回来。她死后还欠着县医院三百多元的医疗费呢，医院就把她的尸体卖给生物系的解剖室，卖来的钱补上了那笔费用。 听了这姑娘凄惨的遭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狠狠骂医院几句，也不知道骂些什么。一连几天我的情绪低落，据我的大学同学说，我的脸上一片茫然，像一个突然失忆的人。 据更多的人告诉我，肺结核是一种嫌贫爱富的病，很少向衣食无忧的富人靠近，喜欢在贫困失意的人身上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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