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巴仔

数个月前，澳门在静悄悄中渡过了她的特区十周年。儘管本地官方儘力营造十年盛世的景象，中央、各地方以及本地亲建制媒体也应景地捧场，但民间始终没有很热烈的气氛，尤其当媒体播出澳门人十年前热情迎回归的画面，反讽地让人觉得仿如隔世。

澳门城市景观日日新，国际级酒店渡假村一家接一家，xx业收入由2006年起超越拉斯xxx成为全球{dy}大赌城，本地生產总值直线上升，人均生產总值更是超港追日，名列亚洲地区的前茅，外人总以为澳门特区政府十年多的施政成果是正面的。加上澳门歷史城区在2005年获得列入世界遗產名录，推行十五年免费教育、连续几年现金分享计划等措施，更令邻近地区部分人羡慕。

但是十年以来，澳门本地人的心情及实际生活，却体验了xxxx的变化。其中，最让人感到最切肤之痛的，可归结为「失落的土地，远去的家园」。回归以来批出300多块土地中，只有3块是公开竞投，其他大多以低贱的协议溢价金批给商界。发展xx业的批地以外， 更多的是商住用地，甚至有商人以公益、產业用地名义贱价取得，再更改为发展豪宅。失落的土地导致的，不只是小市民再也买不起房子，建设未来美好家园的愿望落空，更是生活品质的大幅下降；政府以土地匱乏为名缓建公共设施、公共房屋，城市景观、环境的急速恶化，物价飞涨等，使澳门人熟悉的社区家园、悠閒生活快速消失。

今年五月份刚刚公佈的官方委託的「2009综合生活素质大型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在十六项澳门市民对社会现况、政府施政与管治的评价项目中，没有一项能获得半数或以上受访者的正面评价，最令人不满的是社会廉洁和旧区重整方面，分別有百分之五十二及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司法机构工作效率、就业情况、政府工作效率、社会平等及民主发展均有逾三成受访者不满。与2005年同类调查比较，没有一个项目得分显著上升，反而有十三个项目显著下跌。

1999年4月，何厚鏵在参选记者会上说：「澳门是我的生活、家庭和事业的根基。澳门的一切，伴著我成长。澳门人的思想，薰陶我的性格；澳门人的忧乐，与我息息相关。我对澳门发自內心的热爱和归属感，鞭策我要贡献所长，推动澳门社会与经济发展，使街坊邻里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 ...我的参选，是澳门人给我的一个机会，容许我把自己对澳门的深厚感情进一步昇华，变成无私的奉献。」在庄严的承诺后面，其实是何所代表的家族及商界菁英集团，接收了澳葡政府留下的权力，同时，殖民者留下的权力架构以及法律制度，使集团內核心成员轻易得到从前无法想像、外界不可估量的財富机会。一方面，政府引入跨国赌业资本將饼做大，另一方面，本土既得利益集团没有受到监管，因而「合法」地瓜分利益。

是否可能有任何制衡力量呢？行政会全体成员、立法会中超过八成议员以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中超过五分之四委员，都直接或间接与商界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係，这样的组成会有甚么利益偏向，已经十分明显。本地部分民意寄望中央政府，但现实证明，中国政权的本质是人治，驻澳的或在京的涉澳政府机构，以及资本代理人组成的菁英网络，纠结成一张复杂的管治网络。这些代理人，有些享受著事无大小被人奉若神明的象徵性权力，有些直接参与到本地利益分配的网络中来。

本地传统左派社团的角色和任务，不再有回归前的在野 「制衡」殖民政府的动力，而是跟政府构成 「执政伙伴」的关係。大量公共服务被私有化，传统社团大量接收原应由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例如工联对工人的服务、失业工人的救济，街坊会的社区服务功能，妇联对妇孺的社会服务，学联的升学就业服务等等。反过来，传统社团每年从政府处获得庞大財政资助，种种意识形態教化、选举工程，亦隨著社会服务的提供一起「送」给它的服务对象，成为选举动员的一部份。从社会面而言，不管是政治人物所垄断的社团，或是由政府资助鼓励的社团，都是政治统治逻辑的延伸，甚至是政治选举的附庸，缺乏公民社会应有的自主性格。

2010年3月，第二位行政长官崔世安在他的 《施政方针》中承诺： 「我们决心打造一个廉洁的、具充分透明度的阳光政府。我们必定以人为本，爱民为民，为市民的福祉赤诚奉献。」澳门人是否还要相信这动人的誓言？从主流的民意调查、到网上的愤怒言论，再到民间涌现的一波波社会行动，答案是否定的。

出路何在？借用法国社会学家亚伦．杜汉(Alain Tourain)在他《行动者的归来》一书中的观点：將社会参与视为每个人的生活计画(life project)，十年来，澳门社会一方面有民主派在议会內少数但强有力的异议声音；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可能孤立可能相关的自然保育行动、文化保育行动、社区行动，社工、教师、医生等示威游行，以至十年来几乎不间断、激烈的工人示威行动；今年五一劳动节，青年人更自发组织回归以来首次的游行，有四五百人参加。这一切都显示了澳门自主公民力量壮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