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之痛到人才死光光
孙宇靖《作者
中广网北京5月27日消息（记者肖志涛）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6时32分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5月25日到26日在北京举行。xxx、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xxx、xxx、贺国强、周永康出席会议。
xxx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切实做好人才工作，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是确立我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支撑。全党全国要全面落实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各项战略任务，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进一步开创我国人才事业新局面。
xxx在讲话中指出，人才资源是{dy}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和人才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xxx强调：做好新形势下人才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xxx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xxx强调，到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总体目标是：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人才基础。
xxx：我们要围绕这个总体目标，坚定不移走人才强国之路，科学规划，深化改革，重点突破，整体推进，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
丘成桐，原籍广东省梅州蕉岭县，1971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师从陈省身，数学界{zg}荣誉菲尔兹奖得主，现任哈佛大学数学系讲座教授。他的工作改变并扩展了人们对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和理解，从而开创了几何分析这一重要领域，并影响了拓扑学、代数几何、表示理论、广义相对论等领域。
王洋，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硕士。
本文摘选自人民出版社P267-270。
王洋：您怎么看产学结合的问题？
丘成桐：在美国这是分开的，学者离开学校以后才开发产业，因为利益牵扯太多。中国现在是连在一起。那样做，常常是学校没办好，企业也不成功。
王洋：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都是独立核算的。校办企业享用学校的人才、科技资源，享受税收优惠，您怎么看？
丘成桐：我觉得{zh0}不要这样，要分就xx分出去，让它独立打天下。因此美国从斯坦福大学分出去的惠普和雅虎等都有自己独创的科技。麻省理工学院也有很多这样分出来的独立企业。我想一个企业真正成长，成为有活力的企业，必须要离开学校；留在学校也会把学校里的气氛搞坏。
中国台湾的工业园区不错，是自然科学基金管的，“工业研究院”从旁帮忙，学生毕业以后到工业园区里面做事。但学校不直接管理，而是公司治理，台积电等都发展成了{yl}的公司。当然中国台湾公司的科技还是比不上美国，很多中国台湾公司还是在美国的分部作研究。
这个也和中国社会整体比较浮躁有关，学术界也不例外。有水平的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就到外面做点事情。不完善的市场化给某些学者提供了机会，不正当的赚钱不受社会斥责，社会反而更加认可，这些赚钱的能人也成了学术界的能人。
丘成桐：我很尊重中国领导与国内取得的进步。现在国内有点过分推崇院士，反而对学术界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有些院士凭此形成学术上的特权，弊端很多；有些院士自以为是，在自身领域之外讲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我看要打破院士垄断，学术才能做好。有些年轻人二三十岁做出很好的成果，不管有的院士看法如何，就应当给予鼓励。据说，某院士的学生跟别人讲：“我们这个文章我晓得是错的，可是老师还是要发表。”院士说：“我是院士，我要发表就发表，错了又怎么样！”这可能是很个别的例子，然而这样做年轻人会怎么看？这还有什么科学的精神在里面？人犯错是常有的，可是明明晓得错还是要拿去发表，连基本的学术精神都不在了。学者应该爱护自己的名声，尽量能够为了学术而学术，不应该做这种事的。
王洋：那您认为中国怎样才能建立公共评判制度？
丘成桐：现在经费拨划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院士有多少个。我认为评审学校的时候，不要特别看重院士；而且评审不要太多行政人员参与，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其实除了院士，还有长江学者等许多机械的标准。你去研究一下，中国的几个大奖——何梁何利、长江、杰青等，有几个数学家十多年来总在那里，实行掌控。你去问问看这几个数学家他们的学问有多好？在这种现状激励下，追逐名利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而人们越来越不重视学术，因为这样做不是引导学术向上。
中国应当以论文成果来评判学术，看看你这个系真正做了什么成果出来，这可以很客观地评价出来。可是有些人不愿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涉及切身利益。听说xxx退休的时候提出中国院士要有退休制度，受到一些院士的反对。而在美国如果涉及自身利益的话，是要回避的。中国不是如此，有的院士自己坐在那里就可以威慑别人，有时还要大声自我表扬。另外有的学校将自己的团体利益看得太重，比如只要不是某大学的，我就不支持。
丘成桐：我想办私立大学能够改变现状。现在主要的私立学校是商学院，没有私立的文理学院。有关部门还是不大愿意支持，这里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其实现在中国很稳定，共产党和{gjldr}威望都很高。改革开放应该推广到研究和教育领域，中国科学才能够昌盛，才可能做出大量的{dy}流的学问。如果民办不行，可以省办、地方办啊！就算不办私立大学，办全新的公立大学也可以。可是有些人就不愿看到有太多的名校出现，因为这改变了当前的格局。
我觉得总应该想个办法把老而不切实际的东西打破才能做出好的东西。中国1949年以前教授薪水是很高的，很多地方做得很好。在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的薪金为400多块大洋，陈独秀拿280块大洋，胡适拿220块大洋，而一般的职员只有8块。那个时候教授薪水很高，所以有些教授可以花工夫去做学问，不需要为生活问题而烦恼。
中国学术界很奇怪，一方面缺乏学术民主，另一方面又“极端民主”：研究特别好的教授可能因为其他教授的关系而没法出头。而在哈佛，教授的薪水连系主任都不知道，只有研究生院院长知道。院长决定给你高薪，你就拿高薪，xx是市场经济。某个教授觉得薪水不够就想走，院长可能会加薪留人。
王洋：可是怎样保证院长公正呢？
丘成桐：首先要晓得哈佛院长、校长请新教授的时候要经过很严格的筛选，组成一个委员会，用三四个钟头来讨论。院长当主席，专家有六七个，有本学校的，也有系里的，不停地讨论，问得很详细。这样院长就了解这个教授有多行，知道他的能力。在该教授升迁时，院长也就知道去问谁。当然哈佛的做法也不是美国每个学校都学得来，因为哈佛大致上每个教授都很好。院长一个人作决定。这涉及他的声誉，所以他不敢乱搞。
中国大学的教授流通太不容易，主要是原单位不放人，讲起来也是理直气壮的：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但是他不放人，却也不能够提供比较好的科研环境给这位教授。所以有些大学留了一两个好的人才，但是由于环境不够好，慢慢地这少数人才也不做学术了，这样就不能让研究人员充分发挥其潜力。好的研究人员还是要聚在一起才能做出成绩的，美国大学普遍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王洋：关于高校改革，大家都可以讲，但似乎还没有形成规范。
丘成桐：往往不切实际，搞不清楚什么比较重要。学术界领导人要有眼光，要看得远，才能对学校的能力有所提升。学校里面的教授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校长争执，校长受到种种阻挠，不敢去做事情。比如有些工科为主的学校，如果校长要做一些对工科无益的事情，需要克服很多阻力。
另外教育部作为政府机关管得太多，人事任免和经费拨划都归教育部管。政府不宜干预太多，如果招生、课程、研究、开发都要教育部管，这怎么能办好大学呢？
王洋：那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呢？
丘成桐：其实有个简单的做法：拨一笔经费，年终的时候评成果，建立很公平的评审机制，依据评审结果确定下一年的经费。问题是现在xx靠现有的印象，按照机械量化的方法，以多少院士、多少SCI来作为标准。有些地方大学申请博士点，专家去审的时候，学校还要拉关系，甚至给红包，彼此居然都心照不宣。为了评估就去串联，到处找关系、请客送礼，花的时间是浪费的。现在国内名教授、院士也值钱了，把他捧得很高，其实主要是看重他的资源，能给学校带来一票，这说到底还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选院士也有这种情况，学问做得好坏变成次要的因素。我觉得很悲哀。我们这边也有政治因素，可是有学术上基本的准绳。这就又回到开始的学术评估问题上，所以我建议用公平的委员会，包括外国专家来评审，因为他们没有利益关系，他们评审比较公平。评审要以学术标准来衡量。这一点上教育部要放权，要对整个国家的长久学术繁荣负责。
到本期为止，丘成桐谈教育的文章就全部摘选完了。在《哈佛看中国》文化与学术卷中，还有很多精彩的文章，都是以哈佛教授的视角谈中国问题的，谈的都很精彩，因为在我看来，谈到的都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痛处，以后有机会我将陆续给大家摘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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