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向来以“短、平、快”的高回报投机为秉性的温州民资，能否接受PE投资过于“长期”的投资期，以及风险并不低而回报也相对并不高的PExxxx率。虽有当地政府及私募股权投资界人士献言，PE“可以有”，但在北上广深等城市已不足为奇的PE投资，在温州这个巨大的资本漩涡中，很长的时间里PE却“真没有”。
在温州民资的十字路口，“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认为，按照“新36条”，对于民间资本而言，股权投资基金是值得探索的路径之一。一向“凶猛”的温商资本，面对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岔道口，该何去何从？PE投资能成为他们资本疏通的一个更好流向吗？
5月16日，温州，阴霾笼罩，小雨绵绵。
但，这并未影响温州人对“资本”的狂热，温州人民大会堂外，人头攒动，室内座无虚席，甚至还有很多人席地而坐。因为一场“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在这里举行。
就在这次峰会“前夜”，5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为“非公经济新36条”。
“这次新36条传达的信息就是，要进一步鼓励和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这次的重点就是市场准入，就是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说。
“我们主要是来看看有什么投资机会”。早上8点多就和朋友一起到温州人民大会堂排队等候入场的林良（化名）告诉记者。
有类似想法的温州人可能还有很多。
据温州市市长赵一德提供的数据，目前温州流动的民间资本多达6000亿元，并且每年保持14%的增长速度。
而目前受宏观政策调控等的影响，温州投资在外的民资已出现大量回流，尤以乐清为甚。温州市金融办通过对300多家企业调查发现，目前“乐清一季度的存款增长比较快”。
对于这种存款的增长，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认为，“肯定不是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是回流的资本”，而目前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往哪里投。
散兵游勇式投资遇阻
目前温州的民间游资究竟有多少？
6000亿？8000亿？还是其它？在各媒体甚至各类人士口中所出现的版本众多，但就记者所查，目前并未找到这些数据的初始来源。
但有一点无可否认的是，温州人对商机的敏锐嗅觉，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去，并且敢为天下先，温州人也因此搏得“中国犹太人”的美誉。
在过往的10年里，温州民资在历史上涂抹了一副“散兵游勇式”投资图景。
1984年，xxx{dy}次南巡，以题词的方式支持深圳特区改革，而同年，温州开始了史上最早的一次炒房潮。
当年龙港周边的某区区长向县委提议，由苍南每个区在龙港镇建一条街，发动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投资落户。
而龙港的官员们在县委支持下，以收取市政设施费为名，按不同地段把土地划分系列等级，而后大规模的有偿出让。
作为回报，县委规定，凡在龙港镇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自理口粮迁户口进龙港镇。
怀着对成为“城里人”的渴望，当地农民争先恐后地带着一捆捆现金从苍南、平阳乃至文成来到龙港买地。需求的存在同样导致“地基的不断转手”，价格也水涨船高，由此掀起了温州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炒房潮，“温州炒房团”这个新兴词汇也从此写入历史。
2000年前后，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州民间资金开始游离生产经营领域，追逐投资热点。
炒房仍是重头戏。一批温州商人携带大笔现金，在省内温州、杭州的房地产市场小试牛刀后，又组团进军上海、苏锡常、南京、武汉、重庆、成都，远到新疆伊犁；南下深圳、广州、厦门、海口、三亚。甚至远在迪拜、越南的房地产市场，同样可以看到温州炒房团的身影。
2002年，国内煤炭价格上涨，温州民资大举收购煤矿，当时盛传的一个数据是，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被温州人收购。
2003年，国内棉花减产，棉价上升，温州民资又大举进入产棉大区新疆炒棉。
2006年，商品期货牛市汹涌而来，许多温州民企开始投资有色金属矿产。
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温州民资进入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温州民资还到中西部炒过小水电站，到山西不但炒煤，还炒过大蒜、炒过生姜，也炒过黄金、炒过石油，前段时间又在炒商业地产。
但投资的另一面是风险。
例如迪拜金融危机。温州民资在房产中被套牢，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表示，温州投资者可能因此面临合计1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损失。
见机就“炒”的禀性也让温州民间资本始终处在“褒与贬的交锋中”。就连温州市长赵一德在接受某中央级媒体采访时都为温州民资正名，他认为，房子、煤矿、股票等都是可投资的对象，因而不能把炒房、炒煤、炒股当作不正当行为加以否定，但赵也在公开场合坦承，“几千个亿的民间资本在银行体系之外，而且以短期套汇为主的投机行为，风险是很大的”。
更让温州民资困扰的是，目前原有的一些投资路径正在被堵死。
早在去年3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文件，要求山西省境内的小煤矿将由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进行全面的整合重组，此次对小煤矿的整合力度空前，被称为煤炭资本领域的“国进民退”，温州人投资的众多小煤矿被迫关闭，温州炒煤团“千金散尽，败走山西”。
今年，中央政府推出系列“组合拳”为房市降温。
在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所主任李稻葵看来，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告别房地产价格狂长的时代，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
除了这种“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挤的‘苍蝇式’投资”，民间xx在温州源远流长。
而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4月份的一项调查，温州当地民间xx的容量高达560亿，在被调查样本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6.67%的企业参与民间xx，xx利率{zg}涨至14.37%。
林良是温州某大型民营电器公司的高管，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此前他会把闲置资金的20％进行民间xx，他告诉记者，这也是本地温州人惯用的理财方式之一。
但目前让林良担忧的是，随着小额xx公司、城镇商业银行及其它融资渠道的增加，目前民营企业寻求民间xx的需求也在缩减。
“这些路径现在已经都走不通了”，张震宇认为，温州民间资本必须寻找新出路。
温州PE冲动
用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的话说，在5月16日的高峰会之前，他来温州已经有六七次了。而这次他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温州民间资本对PE（股权投资）的兴趣比以前浓了，当天就有几个潜在的LP主动过来接触，而且他们参与GP管理的欲望也没以前强烈了。
而此前，陈玮几次来温州，大多是在做“传道、授业、xx”的工作，甚至在2009年，他还为温州市政府的一些人做了PE方面的培训。
事实上，温州丰厚的民间资本曾让不少PE、VC垂涎，但很多人{zh1}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国内募资难，在温州募资更难”。
“这个难在什么地方，”张震宇认为，“政府有义务在这方面加强引导。”
但在温州市民营企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刘日升看来，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喜好本来就是“短、平、快”，他认为，“温州人以前靠炒房、放xxx都可能获得50％的回报，他们没有动力去投资PE”。
在温州民资的十字路口，成思危认为，按照“新36条”，对于民间资本而言，股权投资基金是值得探索的路径之一。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也建议温州市政府“要积极引导温州民间资本进入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投资运作渠道”，并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获得安全、长期、合理的回报。
“实际上政府也在做这些事情”，张震宇说。
在这个当口，温州市政府希望“理论先行”，首先是通过类似“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这样的平台造势，邀请专家、学者从理论让老百姓、企业知道什么叫PE、VC。
而在操作层面，据记者了解，本月29日，温州的股权投资营运中心即将挂牌，温州民间资本有望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新的投资渠道，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
接下来，赵一德称，温州市政府还将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实现民间资本与市场的对接。
事实上，早前一些温州的民间资本已经在自发地尝试PE投资。
2006年，温州炒楼大王林阿信在上海成立{dy}家由温州民资成立的VC投资机构——首华创投。
2007年底，温州乐清的8家民营企业包括佑利控股集团、庄吉集团等和1个自然人，出资成立“东海创投”，后因内部纠纷而转为目前的“环亚创投”。
同样在2007年，浙江{yj}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温邦彦宣布成立温商创投。
2008年，温州正泰集团正式进军创投业，成立云杉基金。
也是在2008年，德力西也开始涉足PE，成立德信丰益资本管理中心。
除此，还有一部分民营资本在尝试做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
2008年，红杉资本（中国）完成{dy}只人民币基金的募集，据报道，温州的瑞立集团就出资数千万成为该基金的LP之一，另有6位温州女性以组团的形式成为一位LP。
东方富海也通过第三方机构诺亚财富募集完成了第二期人民币基金，其中有几千万元来自温州的LP。
2010年4月，浙商创投旗下第六只基金“浙商诺海低碳基金”宣告成立，其中有不少基金就来自于江浙LP从股市、楼市等回流的资金。
其实，想借机来温州募资的还有更多人。
5月16日，德丰杰龙脉中国基金执行董事李广新也来到温州，希望“找机会与温州的民间投资者交流”，因为德丰杰也在计划募集一只人民币基金。而包括璞玉投资、道合金泽等在内的多家FOF（基金中的基金）也趁机向温州的民间资本“频送秋波”。
事实上，也已经有一些温州民资在考虑做LP，甚至有人已经愿意接受PE“周期长、风险大、回报不保底”的特点。
“做PE基金的LP，跟房产投资是不同的，如果有充裕的资金，对这个项目也了解，多放几年也是值得的”，一位温州当地的企业主说；而一位化学企业的董事长也表示出参与温州市政府引导基金的兴趣。
现实困境
尽管如此，陈玮坦承，目前在温州募资也并不容易。
一个可以用来佐证的例子是，温州牛仔啤酒的董事长孙建新在记者面前毫无避讳地表示，“外地的VC、PE很想进入温州，募集温州的资本，但我跟你说，他们现在一分钱也拿不走。”
在孙建新看来，关键在于募资者能否取得温州民资的信任。
温州人重圈子、爱抱团，熟人之间有很强的诚信体系。孙建新举例说，“如果我今天晚上需要一笔钱，一个亿、两个亿没有问题，打几个熟人的电话，写个条子，天亮之前资金差不多就全部到账了。”
而如果外来的VC/PE没有与温州人建立这种信任，在孙建新看来，募资就很困难，除非与当地有威望的人合作。
其次，与温州企业家的观念不无关系，“交到富二代手里他们都不放心，何况是外人。”孙建新认为，这种观念的改变“起码要5-10年”。
“信任”只是一部分。之所以没有投资PE，也有人是因为“知识储备还不够”，还不足以帮助其做出判断，林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作为某电器集团子公司总经理的他，目前还不太清楚LP、FOF、及PE/VC相互之间的关系；虽然对学习新知识保持兴趣，但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林良说自己更愿意投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即使克服了如上难题，PE/VC也未必能拉拢到正泰、德力西、庄吉等资本雄厚的大企业，因为他们更愿意自己做。
比如，2008年，正泰集团以有限合伙制形式在上海成立云杉基金，初始规模为5亿元，其中正泰集团公司首期以有限合伙人身份认购2亿元，而南存辉则亲自挂帅，担任公司董事长。
走类似路线的还有德力西。几乎与正泰同时，德力西与原中信实业银行乐清支行行长陈维国合资成立德信丰益，涉足PE投资。截至目前，德信丰益已经投资了“广西绿城二期”、“新华联置地”、大连机床等项目。
而PE/VC的募资门槛有时候又会把资金实力不够的人挡在门外。
徐建国是温州一家化工企业的董事长，对于投资PE，他表示犹豫。
“我们做实业的人，每年的利润不是很高，每年只有一两千万，如果投私募基金的话，我们的资金在周转上可能会有问题。”徐建国说。
因此，对于温州民资的PE之路，张震宇认为，“要慢慢来，只要温州人想通了，认识到对企业和对自身有好处，他们就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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