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时代下兴起的，然后又经过政权更替、战乱和国外资本主义的强力冲击相继走向衰落，这是我国商帮难以摆脱的命运。时至今日，演绎了数世纪的商帮都已被尘封，不管后人如何书写，假设历史都无补益。

徽商位居我国xx商帮之首曾备受世人的关注，近代来，对其进行叙述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然相当部分的文字为了展示徽商的“老大”形象，尽力掩盖其商帮的特性和资源禀赋，简单地把诚信、慈善、好儒及攀结权贵等归纳为其特点。表面看来，如此说法不无道理，但略加深究，我们不难发现，仅仅依据这些，徽商与其它商帮并不存本质的区别，顶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历史中的徽商果真如此？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经商重德、诚信为本成为我国古代商人的重要信条，即使有部分商人伊始有欺诈之举，一旦他们走向正轨之后，必须恪守这点，否则就会被同行人士瞧不起，光顾的客户也会减少，最终被淘汰出局。徽帮与国内其他商帮一样都很重视诚信、义利观，这点是商人最起码的要求，对徽帮的成功有重要影响，但把这点当成徽帮的重要特质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

经商的目的在于逐利，但逐利中，商人的社会声誉又会无形带来财富。古人早已深谙这点，部分商人进行慈善事业，扩大声誉也是情理之事，况且济贫、公益也是释道儒文化的一个共性，所以把慈善仅仅看作徽帮的重要特质有点牵强附会。

重农抑商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惯做法，那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自然低下，很多经商之人都是迫不得已。成功之后，商人重视儒学，一方面可以增长知识，以便更好、持久经营；另一方面增加一些儒士风度来提高自身地位，同时也便于同士人、官吏打交道，所以古代商人重视儒学并不是奇事。徽帮好儒，一方面基于他们与朝廷官员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在于他们的移民心态：他们要在当地安稳扎根就必须出人头地，入仕或赚钱入仕是最体面的，这点是徽商行为较为特别的地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商的发展，不过这种思想是时代染缸的一小片。

还原徽帮的特质与成功必须从移民、地区和时代等方面说起。徽州山区百姓多为中原移民，他们常聚族而居，族内宗族观念极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族群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增多使他们的生活压力增大，因而生存问题谋划成为世代话题。在求证过程中，徽州人最终发现走出去是上策，并逐渐形成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惯例。然出去后，他们能干什么及应该干什么成为一个共同话题：要么替人干活，但收入极低、揽活不易；要么自己经商，可他们缺少资金，即使有商机也难达成。于是，他们大多选择共同融资，开辟生意路子。徽籍商人的融资大多以宗族乡人为纽带展开的，融资行为从东晋一直延续到清末，其中明清时期为最盛，并以帮派的形式表现。明清时期，社会治安并不太平，加上路途遥远及交易急剧扩大，各自为战很难保证长途行商的顺利展开，而长途行商又是{zh0}赚钱手段之一，宗族乡人结“帮”确保长途行商逐利也就成为必然。这场“商业革命”中，徽商的融资并结帮构成了徽帮显著特点。

徽州盛产木材与茶叶，徽商充分利用这些资源，通过新安江运往杭州、苏州及无锡等城市，以“货殖为恒产”。徽商经过数代的经营积累，资本扩大，四方商人也在增加，他们染指的行业越来越多。明中叶后，徽商除经营木材、茶叶、面部、纸张等外，还占住了当时{zz0}钱的盐、典当行业的大部分，其中他们资本的{jd1}优势主要来自对盐的垄断经营。

徽帮的出现离不开明清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高度发展与淮扬的商业地位。洪武皇帝的“广集粮”政策促进了明代农业快速发展，手工业也随之发展。弘治年间，明政府的采矿、纺织、陶瓷、印刷和造船等行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中相当部分集中在淮扬、苏浙地区，而且此时的私营工业也以明显优势压倒官营工业。手工业、农业的迅速发展，社会的商业化进程也随之加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无疑更促进了这一过程。商业发展及江淮地区的商业价值为徽帮的兴起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无独有偶，明中叶，政府废除了“开中制”，晋商经营盐的特权被剥夺，相反这种特权转移到盛产盐的淮扬地区商人手中，其中徽商利用与朝廷徽籍权臣关系占住盐业绝大部分，并积聚了大量资本，如两淮总商程之歆、汪应庚等都富至数百万。

徽帮资本雄厚后，他们开始通过乡人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譬如，为了垄断淮扬地区的典当行业，徽帮依靠强大的资本实力，通过“降低利息”，挤垮了不少异邦商人。在其他行业，徽帮通过囤货居奇等办法，进行牟利。这种垄断自明中叶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首先是源于对盐的垄断，但清政府在两淮地区实行盐法改革——“改纲为票”后，徽商对盐的垄断权被取消，最终使盐商一败涂地，盐商的崩溃极大地削弱了徽帮的实力，从而徽帮开始走下坡路。

咸丰时期，战争极大地破坏两淮、苏浙一带的商业环境，徽帮在这一带的典当破坏八成以上，致使很多徽商破产。同时期，西方资本主义通过上海进入到两淮、苏浙地区，他们的强大资本以及买办让该地商帮难以为继，这些缺乏商业理念的商帮终于摇摇欲坠，到抗日期间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