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渡天主堂

比如说我们提到上海{wy}的巴洛克风格教堂——董家渡天主堂，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xx依照西方巴洛克风格设计建造的。其实这个教堂所使用的巴洛克建筑风格，是一种具有典型的上海地域特色的巴洛克风格转型。

    因而为了能够站在全局的视野下，深入细致的辨识不同的地域背景下，那些有着共同的风格样式，却又有内在差别的建筑，我们就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建筑场域观。这正如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也就是说，把对个体的研究放入其所依存的群体环境下，考察个体所依附的场所与个体的关联，把对建筑风格的研究分别置于东西方两个不同的环境中，强调上海这个特殊的东西交汇的“场域”特征，把西方教堂的典型风格与上海这个场所中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一个不剥离建筑所依附的场所的对比研究。以下我们就以上海这座{wy}的巴洛克风格教堂为例，来探讨西方古典教堂风格在上海的地域性转型。

     董家渡天主堂原名方济各·沙勿略教堂（Francisco Xavier Church），位于董家渡路和万裕街的交汇处的董家渡（今董家渡路185号）。这里是晚清老城厢的边际，也是上海少有的未建在租界内的教堂。

    该堂始建于公元1847年，6年后的1853年建成，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天主教堂（建于1847年的徐家汇天主堂的老堂现已不存，建于1849年的怒江路上的圣母圣心堂后被拆除重建）。它同时也是上海最早始建的四座教堂之一（上海在1847年同时筹建了四座教堂，分别是董家渡天主堂、九江路上的圣三一堂、老北门的{dy}浸会堂和徐家汇天主堂的老堂），在这四座教堂里，后两座已拆除，圣三一堂曾在原址拆除重建，只有董家渡天主堂留存至今，其间未曾重建，依然保持旧貌。其后1850年建造的另三座教堂：石皮弄得天恩堂、老城厢彩衣街xx堂和虹桥南首的化善堂都已不存。因而可以说，建成于1853年的董家渡天主堂，是上海现存最早的、未经历改建重建的教堂，是上海最为珍贵的、原封不动的真正的“古董”。

    当时由于天主教耶稣会初到上海，各方面的情况不甚了解，包括如何用上海当地常用的建筑材料——砖，来模仿西方常用的石头进行建造，以及如何让习惯了木结构建造技术的中国工匠，去建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西式教堂等等困难，使得董家渡天主堂前后用了六年时间才建成开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不懈探索，才使其至今依然保存完好，而另外几座曾经同时建造的教堂都在几年后，由于建造西式建筑的施工技术不成熟，盲目求快而倒塌重建。

    这些初期的建造困难，并没有抹杀董家渡天主堂的历史价值。这是全中国{dy}座可容纳2000余人的大型教堂。教堂占地约2万平方米，大小房屋200余间，其规模之大，为当时全国之首，是天主教远东大主教驻节座堂，统辖江苏、安徽两省的各级天主教堂。同时它也是上海教区{dy}座主教座堂。直到徐家汇天主堂新堂落成后，它的传教中心地位才被取代。

    谈到董家渡天主堂的建造起因，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座建于明代的教堂——敬一堂。（明崇祯十三年即1640年设立的敬一堂，虽然被天主教认为是上海最早的天主教堂，但从建筑学的意义上来说，它只是将原有的住宅改做教堂聚会之用，不具备建筑学意义上的教堂建筑的功能和形式，故上海天主教堂不能以此为起点）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因清政府收回敬一堂，上海道台拿出董家渡等三块土地作为补偿。道光27年（1847年）2月意大利传教士罗伯济决定在董家渡建造教堂。同年11月21日他主持了奠基礼。咸丰三年（1853年）3月20日董家渡天主堂落成，当天举行了祝圣典礼，法国领事敏体尼和武官等悉数参加了在教堂举行的降福礼。法国巡洋舰特派两艘小炮艇，停泊在董家渡渡口鸣放礼炮。同年农历2月26日圣枝主日，董家渡天主堂正式开堂。但教堂建成后不久，上海城里就爆发“小刀会”起义，教堂一度被作为临时医院和难民所。

    论及一种建筑风格在不同地域的转型和杂糅，这座教堂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它使用意大利的巴洛克风格，确由有着浓郁伊斯兰情调的西班牙建筑师设计，又建于上海地域特色最为显著的老城厢里（其它教堂基本都在租界，受上海地域风格影响较小），这样的特殊背景，使得其成为我们探讨西方建筑风格在上海的地域性转型的{zh0}的研究对象。

    首先我们要谈到这座教堂的设计者——西班牙建筑师范佐廷（Ferrand Jean，1817-1856）。他是西班牙籍天主教传教士，其父为西班牙埃斯库里阿宫宫廷艺术家、杰出的雕刻家。范佐廷受父亲影响，年轻时曾游历罗马，潜心艺术。他成为修士后一直主持建筑设计事务。在上海设计了董家渡天主堂和徐家汇天主堂的老堂。此后他曾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中任教，教授宗教画，传授手工艺等。这就使董家渡天主堂的外观造型夹杂了显而易见的西班牙建筑语言和伊斯兰建筑特色。  

    常规的巴洛克建筑追求动感，雕塑感和强烈的光影和色彩变化，线条也曲折多变，形成一种光怪陆离的变形的美，但董家渡天主堂却表现出略微出人意外的简洁的装饰风格。其中又有明显的中西杂糅的特点和上海地域特征，中国元素在室内装饰上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说是西式的外观，中式的室内装饰，这就构成了董家渡天主堂独特的建筑风格，一种带有西班牙特色的和上海地域特征的巴洛克风格。

    但我们今天看到这种独特的巴洛克风格却不是最初的设计。董家渡的教堂最初的设计是仿照罗马耶稣会大学圣依纳爵大教堂，后因罗伯济去罗马教廷后未获得支持，没有返回上海。赵方济主教接手后，为了造堂经费，他到欧洲募集到一批款子，才使建堂工程开工，后来耶稣会资助三万法郎。但是经费仍紧缺，加之当时发生了瘟疫疾病，传教士把部分资金分施给急需的人。{zh1}被迫放弃原来设计图的式样，取消了上层一排玻璃窗和中央大圆顶，缩小和简化了钟楼，并在原来立面的2/3高度处做了个巴洛克式的山墙封顶，平面也由长十字形改为T字形。才形成了今天的上海化了的巴洛克风格。

    董家渡天主堂原濒临黄浦江，正门朝南，与街道之间退让出一个小广场。砖木结构，两层，建筑面积1835平方米。正面为三段式，以两道较深的水平檐口线脚划成三段式。立面下段被四对简化的爱奥尼式双壁柱划成三间，每间各有一入口，正中主门直通中廊，东西两侧为边门，均装红漆的大门，门洞上方各有明窗。主门上突出三个弧形，边门经由防风门曲折入内。主门两侧的双壁柱中间有砖砌的中国式对联，外端的双壁柱间则塑有神龛，内置塑像；中段中央墙面正中嵌入一只圆形大自鸣时钟（现大钟已经不存），两侧砖壁柱上凹槽内亦有对联。壁柱两侧为具有西班牙曲线卷涡式的山墙，镶有典型的巴洛克曲线卷涡。最外侧两端各设一座巴洛克式小钟楼，钟楼顶部的弧线形收束和球形顶又具有明显的西班牙风格，楼内铜钟可能是一个半世纪前的原物；上段顶部挑檐上为带有西班牙影响的弧线三角形山花，中央辟出一额，直书“天主堂”三个大字。顶上竖起铁十字架，长近四米，重达一吨。围绕教堂的石墙上装点着一个个天使。

    室内更多地采用罗马风风格结合文艺复兴风格，平面为三廊型巴西利卡，呈T字形，中央主廊较高，侧廊较低的三廊型，中厅和两侧廊深4间，极为宽敞。教堂以半圆型拱券为基本构图要素，天顶由半圆形拱券和交叉拱券构成，中厅吊顶由半圆形拱券构成筒拱形状，侧廊和圣坛上由交叉拱券构成交叉筒拱，共4个大拱圈，内墙和弧形平顶装饰简沽，上部有泥塑装饰。门窗洞口、墙面饰券、连廊等处均使用半圆形拱券。这一系列拱券是木骨之外加以灰泥粉饰，而不是石造，屋顶也是木结构的，所以教堂门窗开口较大，外墙不设扶壁（这种结构的处理方式虽然在形式与西方本土建筑是一样，但其建造方式显然与西方是xx不同的）。拱形吊顶能起共鸣作用。辅之以青绿藻井图案构成天花；紧靠山墙有西式柱子八根，方形砖柱1米见方，柱边各有一座小祭台，正对大门的尽端设大祭台一座，祭台与座堂用矮栏杆分隔。地坪铺设大方砖，东西墙上开设半圆形固定铁栅的玻璃窗。教堂前部有搁楼，上为唱诗台。前部侧廊两侧各有一耳室。

    圣堂内硕大的柱子约1米见方，柱子间形成室内2.5米×2.5米的空间，依柱设小祭台，大祭台设在厅内墙，有壁完、供桌、烛台，两面亦有对联，前行花式栏杆。两旁亦有壁龛，中有神像。以图案构成天花（原设计拟建大穹顶，后因经费不足改变），地坪为方砖铺砌。其中一柱子内建有旋转楼梯可通位于进门上的一道夹层内的唱经楼。这里遥对远处的祭坛，侧望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堂内墙面高处的精美浮雕。教堂的钟楼内有大小四口与教堂同年龄的铜钟，祈祷鸣钟时，方圆几公里都能听见。

    室内装饰中有较多中国古典建筑元素。这些浮雕以中国的莲、鹤、葫芦、宝剑、双钱等为内容，室内外悬挂植联很多，地坪铺大方砖，是早期天主堂糅合中国传统装饰的范例，可以生动地看到西方古典建筑风格，是如何融入上海本地的地域传统中的。

    正如1963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公布的《礼仪宪章》中提到：“教会从来没有把一种艺术风格（包括建筑艺术风格），看做是本有的，而是就各民族的特性与环境，就各派礼仪的需要，采纳了各时代的作风，而形成了历代弥足珍惜的艺术宝藏”。因而作为最能代表某一种建筑风格的教堂建筑，与它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空间环境更是有着密切的依赖和联系，并随其地域的变化而发生转型。

    董家渡天主堂在百年间宗教活动繁荣。咸丰元年（1851年）在董家渡主教公署曾举行被称作董家渡主教会议的中国东部地区主教会议。民国二年（1913年）在上海公教进行会总部设于此处。这里还曾是江南地区“帐房”和修道院所在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中国神父管理，堂口教区神父皆在此“避静”、“歇夏”，年老的神父在此疗养。该堂周围居住着上海最早信奉天主教的教友。董家渡教堂在解放前也涌现出许多的神父、修女，来度奉献的生活。太平天国时期，不少以沙船为生的教友迁至董家渡。民国二十六年教友达到一千七百余人。

    然而今天，由于周边厂房的压迫，董家渡天主堂已湮没在老城厢大片灰色平屋顶建筑群里，教堂被前面的搭建建筑所遮挡，仅能看到西侧和北侧的立面，根本无法感受到当时的宏伟场景。如今我们走过这里，面对这样杂乱的环境，真的很难想象得到，这所砖木结构、风格简洁的巴洛克风格老教堂，曾经竟是天主教江南教区的主教座堂。

    建筑学不是xx由内在逻辑推动的，文化对建筑学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地域文化对地域建筑风格的演进起了很大作用，这时那些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能够集中反映这种地域性转型的建筑就显得弥足珍贵。

如果说一个优秀的建筑，其价值没有被发掘，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座建筑，那么当我们研究发现一个建筑不仅仅是一栋有历史的房子，它还是一种建筑风格在某一特定地区的地域性转型的典型代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来通过对这个建筑的保护性更新，以更好地展示上海的地域建筑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