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根就在“潜规则”

　　潜规则维持的“正常”表面强大，实际异常脆弱，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

　   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中国以前没有这么多恶性凶杀案，但现在凶杀案频发？这说明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某种混乱的状态。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主要是经济，是物质上的建设。以前我们讲理想，但现在讲的最多的是金钱、房子、股票。从政府到个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某一些特定的物质、金钱方面，对其他东西反而都忽略了。　　

       精神病人的大脑功能紊乱而突出表现为精神失常的病。症状多为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感情、行为等发生异常状态。俗称神经病。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这个定义，核心是“失常”二字。也就是说，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有一条界线，一边有病，另一边没病。孙悟空的金筛棒划出一个闪亮的圆圈儿：在里面是安全的，出了圈儿可是妖怪的天下。但怎么知道自己在圈儿里呢？办法很简单，你出去试试。

　　但那个圈儿不是长在地上的，而是划出来的，所以随时都能重新划。天气热，北京街头的女孩争奇斗艳，在德黑兰你就没这个眼福，谁要是敢露大腿，立刻就会被xx叔叔带走。有病没病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过去是病，现在可能不是病；今天有病，明天可能没病。在某个地方说你有病，换个地方你就不叫有病。在某个地方正常，换个地方也可能就不正常。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正派人心中的秘密最多。每个人身上都有天使和魔鬼，有杰基尔和海德，有美好的思想和黑暗的念头。后者被压抑得越深，危险性就越大。所以，没有{jd1}的正常和{jd1}的有病。每个人都正常，也都有病，关键在于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正常人都有患病的潜质。事实上，鼓吹自己最正常、坚信自己最正常的人可能病得最重。因此应该以历史的、客观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不过，在一定时间内、一定地域内，病与正常的界限还是存在的，否则就乱了套。太乱对谁都没好处。

　　有没有病，关键在于界限，也就是规矩。中国人现在的病不在于没有规矩，而在于不守规矩，不怕规矩。更确切地说，我们怕的是不该怕的，应该怕的我们反而不怕。比如我们当前最怕的事情之一：小孩上学。小孩子，学校，这本来是离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最远的，最单纯宁静的，现在却落入血腥暴力的漩涡。又比如，吃东西。除了个别重点保护对象以外，普通人是万万想不到会被下毒的。但我们现在也不那么踏实了。还比如，路上明明有红绿灯，可大家就是不怕死，绿灯走，红灯也走。再比如，公职人员由纳税人给发工资，本来应该尊敬纳税人；可现在纳税人反而给他们下跪。

　　人总要怕点什么，怕与不怕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因为我们不怕某些东西，所以我们才怕另一些东西。说白了，就是我们不怕规则，所以怕“潜规则”。潜规则已经弥漫到社会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这些潜规则看起来纷繁复杂，但实际再简单不过：权势为王，金钱至上。

　　这样的“潜规则”甚至还不如“丛林法则”。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狮子吃豹子，豹子吃羚羊，循环反复，比较稳定，{jd1}不会出现羚羊吃豹子甚至吃狮子的情况。但“潜规则”却蕴含着某种颠覆性，羚羊逼急了也会咬狮子几口，甚至蜂拥而上，把狮子吃了，导致天下大乱。在狮子看来，这样的羚羊显然患了“精神病”，早就该通通关进精神病院。

　　任何社会都需要规则。潜规则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从表面看是规则，实际却是一种颠覆。这种内在的不合理性决定它不可能长久，无论眼下多么盛行。实施潜规则的和“被潜规则”的都是这种不合理性的牺牲品。就像鲁迅说的，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既然承认可以做主人，当然也承认可以做奴隶。所以一旦没了威力，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前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外貌、性格、职业、地位千差万别，但本质上是一样的。砍孩子的自己也曾经是天真的孩子，xx药的自己也免不了生病，山寨局长也有儿女情长，不能一条线就把他们统统划在对面。监狱和精神病院是必要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付一种强大的病毒，消灭感染者的肉体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找到疫苗才是正道。

　　我们病态的根子就在潜规则上。潜规则维持的“正常”表面强大，实际异常脆弱，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

　　微博说：给残酷社会的12条短信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某些地方，很实际很简单的愿望，在别的地方，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你看一群人怎么描述梦想的内容，就知道他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一度不喜欢过度地标榜梦想在人生中有多重要，后来经历了，也明白了，很多简单的愿望，就是这么遥远，远得像梦。——蔡康永

　　没有敬畏的后果，就是老百姓做事会没有{zh1}的底线

　　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

　　如果做坏事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人们还会去做坏事吗

　　法律就是我们{zg}的信仰，法律也是解决公平正义的最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有好的宪法，但没有很好地执行。相对于儒家思想而言，其实在中国，法家的思想应该更值得提倡。学法，现在应该是中国从上到下首要的一步。

   向前奔跑不能迷失方向　　

    互联网时代的“坏处”之一是人们无法再闭上眼睛假装身边的世界无限美好：有人会丧心病狂到对懵懂幼童举起利刃，有人会半夜明火执仗把别人房子拆成一片白地，有人会一本正经地用“拆错了”为前一伙人辩护，有人正在偷偷摸摸地向卖给别人的食品中添加他们自己{jd1}不会吃的东西，还有人言之凿凿供认杀死了的受害者会在11年后“转回”故乡……难怪有人说如今是一个“大家都有病”的时代。

　　我们犯了什么病？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精神空虚？拜金主义？都对，但为什么我们会犯这些病？我们不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曾经有过坚定的信仰、崇高的道德、不屈的精神，我们崇拜的是不爱财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将为民请命的读书人舍身取义的大英雄。怎么现在从我们嘴里冒出来的却全是“为谁说话论”“水黑论”“拆错论”还有“抓错论”？

　　即使乱云飞渡一如现在，我们的孩子也是这么念书的：大成至圣先师云“君子不成人之恶”——就是不要帮黑心的地产商辩护；亚圣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说别用刀砍人家的小孩。可是我们这些大人又是怎么做呢？圣人有云：“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媚都谄到西门庆身上了，我们主宰的这片土地距离礼仪之邦的确远了些。

　　无可否认，三十年前当我们迈步开始奔跑的时候，我们身上背负了太多太重的负担。为了跑向一个美丽的目标，我们在整整三十年当中几乎一刻都不曾停歇过。为了能跑得快些再快些，我们不断地卸下包袱，然而有些重量对于一个民族能够脚踏实地是必需而至关重要的，扔掉了最基本的良知和最厚重的传统，我们不再是有目的地快跑，而是无方向地飘飞。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连续奔跑三十年后心理和生理都还能一如平时。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意识判断力也随之下降，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眼下的病症，常年的快速奔跑使得我们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人凭借着跑在别人前面而沾沾自喜保持表面上的理性，而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恐惧着后来者的追赶以及先前被他们超越时无情踩在脚下的失败者的报复；有人为了跑得更快些而大把大把地服用兴奋剂，并且把因为不良反应而产生的呕吐物连同药品包装一道扔进我们的河流湖泊；更多的人则眼看着别人一路绝尘而去心中愤愤不平，其中有些人如同患上了“旅途性精神病”转身拿起了菜刀xx……

　　“想用适得其反，用爆发，用一个恶劣的最坏的结果，用xx，用血流成河，来证明错不在自己，把责任都推到对方和世界身上”。这段话像不像某个幼儿园凶手的心理素描？像，但不是，这句话出自几年前的刘震云小说《我叫刘跃进》第28页。小说家言，其精准的预见性却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曾经有一种说法是，一个社会只有其大部分成员都生活在紧张状态下，经济发展才有效率，因为各种层次的生活压力会使人不得不为了保住或提高社会地位而努力工作，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竞争力。理论上很对，但由于全社会范围不分男女老幼的集体紧张会导致怎样高昂的社会支持成本？计算的时候可别忘了把学校门口头戴钢盔配备催泪瓦斯的警卫算上。

　　三十年的高速奔跑后，中国人的“民族集体紧张”是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还是造成阻力已经成了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有人曾经用压力转移来试图解决紧张焦虑的问题，也就是为全民族因为高速奔跑而导致的紧张情绪找到外部指向目标进行宣泄，就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后来的事情，世界史记载得很清楚了。我们显然不可能重复那条必然导致灾难的老路。而且由于我们的“崛起”是建立在外部环境友好这一假设前提上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引发外部冲突否定这一前提而保持目前的“崛起”战略。

　　那么我们便只能尝试进行自我诊疗。而要实现自我诊疗，首先就要承认我们自己出了严重问题，承认“大家都有病”，而不能再继续粉饰太平，躲在社会形势总体良好之类的漂亮话儿后面自欺欺人；更不能讳疾忌医，用环境成本巨大的所谓经济增长成就来沾沾自喜。面对多达三分之二的社会底层（也就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那一横），喋喋不休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那不但是一种虚伪，更是一种残忍，而这种残忍几乎注定是要引发反弹的。

　　只有我们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方向感，我们正在毫无目的地快速飘飞，我们才能xx下来，为自己重新定位为发展重新确立目标。我们得知道一个民族的每{yt}和每一个人都同样重要，一个人更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垫脚石，今天更不是用来给明天当祭品的！

　　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更得扛着石头过河，因为那石头上有我们的孩子、有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