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应调整高校体系中的民族区隔
以研究对象为基础的学科区隔和以民族身份为基础的学校区隔,{zh1}演化成为以民族为边界的少数民族知识的社会区隔。长期延续下去,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元的学校体系
从“民族”因素考虑,我国的大学系统可大致地划分为普通院校和“民族院校”两大类,这可以看作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种以“汉族”和“少数民族”来划分的“二元结构”。
在民族院校中,又可进一步分为国家民委直接管理的“委属民族大学”和地方政府管理的“地方民族院校”。这些民族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各少数民族考生。当年之所以成立这些民族院校,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培养少数民族行政与技术干部,毕业后分配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
建国前后,很短一个时期内迅速解放了西北、西南的大片少数民族地区。新政府需要在这些地区尽快组建地方政权。因此,在短期内快速培养一大批拥护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干部,成为当时一项紧迫任务。
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院校也开始培养专门从事其他方面如经济管理、科技、文化、翻译工作的少数民族人才,他们毕业后大多回乡工作,工作对象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
粗略估计,现在我国在职的少数民族干部中,从民族院校里毕业培养的,应该在90%左右。这些在民族院校这个“二元结构”的“少数民族部分”氛围中学习的干部,其实对“二元结构”中的另外一大半即汉族社会的了解相对较少,这对他们把自己的认同提升到“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人”这一层面是不利的。
民族院校的教师、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有较大比例来自各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来自各少数民族,毕业后主要回到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未来工作和研究对象主要是少数民族,研究成果的读者也主要是少数民族学者。
由于普通院校和研究所的汉族教师和研究人员们并不接触少数民族人员,也不从事少数民族研究,自然他们也就很少关心这些成果。这样,也就形成了一个“二元结构”中“少数民族部分”以民族院校为中介的“内部小循环”。尽管这些民族院校的地理位置是在北京或其他中心城市,但他们学校的院墙和研究成果的交流范围,仍然体现出了“二元结构”两部分间的相互区隔。
同时不应忽视的是,新中国在解放后为了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建立了与普通(汉文教学)学校平行的少数民族学校体系。在许多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都组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民族教育体系”。这些学校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由少数民族教师使用本族语言文字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在这些学校里,只有为数极少的汉族教师和汉族学生,学生学习的所有课程(除汉语文课外)都使用本族文字课本,用本族语言讲授。
调整教育领域的民族区分
尽管列宁曾经呼吁“铲除民族之间的种种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片”,但是我国在学校体系的“民族区隔”依然十分明显。
这就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在民语系学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熟练掌握了母语,但是由于各专业知识(数理化等)都是使用母语学习,汉文能力较弱,而现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无论是一般口语交流能力还是专业知识都希望雇员能够熟练掌握汉语文,以便与同事和顾客进行沟通,这样民语系学校毕业的学生必然面临严重的就业困难。
二是民语学校的少数民族师生环境,使学生与校外汉族社会的交流十分有限,这也必然导致文化隔膜和认同差距。所以回顾列宁“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片”的呼吁,以及美国“民权运动”中坚决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做法与后果,确实都非常发人深省。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即使少数民族学生升入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综合性大学(例如新疆大学),长期以来在这些大学的校园里依然存在着各专业的“民语”和“汉语”两个教学体系,依然是汉族教师用汉语教汉族学生,维族教师用维语教维族学生。
自本世纪初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努力在大学校园里积极推行汉语教学,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能力,但是要使维族教师和维族学生真正能够适应汉语教学并收到实效,真正改善民语系学生的就业状况,仍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从这些分析来看,以研究对象(“少数民族”、汉族)为基础的学科区隔和以民族身份为基础的学校区隔,{zh1}演化成为以民族为边界的少数民族知识的社会区隔:一方面,汉人学者、学生和民众不了解、也逐渐越来越不关心少数民族的事务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学者(及少数汉族学者)从事的少数民族研究(包括历史、经济、文化、宗教、语言、教育、社会发展、认同体系等)的成果只是在少数民族内部交流,在民族院校的院墙内讨论,进不了普通院校师生的观察视野。
这样的社会区隔长期延续下去,会对汉族知识分子与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汉族民众与少数民族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从小学到大学的民语教学体系,同样营造了以教育领域中兼顾软件(教学语言)和硬件(同族师生的校园)的“民族区隔”。也许这些都可以被视作学科建制和教育体系中把汉族和少数民族区隔开的“二元结构”。这种状态如不及时进行调整和改变,对于中国各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构建“中华民族”凝聚力,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作者:
马戎(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南方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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