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清明上河图》所绘城市意象的分析和归纳，配合其他文献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北宋东京的城市细部构成。从地志特征、空间领域、街角形态等城市要素入手，对图中所绘的城市多重痕迹进行梳理，以便为从更细微的尺度上把握北宋东京的城市特征作一些初步尝试，并对传统中国城市细部构成的延续和发展研究提供一点线索。
[关键词]清明上河图，东京，城市细部构成，地志特征，空间领域，街角形态
[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detail-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Dongjing, capital of Northern-Song dynasty China, by analyzing the city image of Qingming Shanghe Tu as well as related literatures and productions. By arranging the painted multi-traces of the city’s elements, such as topography, domain of spaces and the form of corn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hold the characters of Dongjing in micro scale, and to provide some clues to the continu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ty.
[Key Words] Qingming Shanghe Tu， Dongjing, detail-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topography, domain of spaces, the form of corner.
作为10-12世纪中国城市跨入街市时代的典型案例，北宋都城东京一直受到中外城市史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城市整体布局和功能分布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
北宋东京城市格局的形成，既有官方自上而下控制和改造的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导致的城市长期而缓慢的变化。而对后者的把握，需要从地志特征、街区形态、道路及其相关节点这些更小、更细微的尺度上对北宋东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清明上河图》[1]作为12世纪初北宋东京的风俗画，详细地描绘了当时东京的街道、建筑、景观以及人的活动，历来是北宋东京研究的重要资料。本文试图通过对《清明上河图》所绘城市意象的分析和归纳，配合其他文献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来探讨北宋东京的城市细部构成。
《清明上河图》所绘地段在北宋东京的区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比如桥梁，这种“巨木虚架”的桥梁形式一般统称虹桥，但具体落实下来，有人认为是东水门外七里虹桥，也有人认为是内外城之间的上土桥或下土桥、甚至新郑门外的横桥。相应对城门的说法也就有外城东水门、内城东角子门、外城新郑门三说。[2]几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又都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从中国古代绘画的一般特征来看，我认为，图中所绘不是对东京某一特定的现实区段的照相式复写，而是以画家及委托人的视角，摒弃掉一些被认为不宜入画的细节和片段，并将富于表现力的区段和元素进行筛选，重新组合的结果。可以把《清明上河图》所绘的城市看作以北宋东京现实的城市面貌为基础，经过作者主观加工后的北宋东京城市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图中所显示的城市细部构成可视为北宋东京城市构成的典型写照。
因此，本文并不试图将图绘城市景观与现实的北宋东京一一对应，而是将图绘城市意象进行空间还原，并以还原后的北宋东京意象空间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
《清明上河图》整体构图采用散点xx法，这使对图绘城市意象的空间还原有了一定程度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保证局部空间尺度的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兼顾画卷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如图中每个建筑既以正面加45°斜角轴测方式展现，而又对远处景物缩小绘制。于是在进行空间还原时常发现远处景物所占的空间尺度远大于近处，难以在同一空间内将远近景物完整对位复原（图1）。对此采用的处理方法是，在保持道路等线性空间的整体感的同时，矛盾较突出处以扇面式扭转的方式保证局部空间尺度的真实性。图中基本空间尺度参照《营造法式》等相关文献的记载，及建筑周围人的尺度来确定。
美国城市规划学者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3]中提到：“城市中移动的元素，尤其是人类及其活动，与静止的物质元素是同等重要的。”所以，空间还原时将图中所绘的人物活动以符号的形式标注于相应空间位置。
以上处理后，《清明上河图》所绘城市意象平面图便绘制出来了（图2）。考虑到研究的方便，将图中街道按照拉丁字母编号。由于这里的主要工作是考证细部构成，故略去汴河上的船只及船上的人物。但汴河作为一条水路长途交通干道却在分析时不能忽略。
地志（topography）包含自然地形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地貌特征。《清明上河图》所绘的北宋东京位于平原地带，地势平坦。图绘区域内，最主要的河流是人工开凿的运河——汴河。
汴河原名通济渠，是隋代兴建的运河工程中最重要的一段。在通济渠之前，有狼汤渠、汳水等运河或自然河流流经汴州，通济渠的兴建部分利用了这些河流的故道。宋代统一后，汴河成为将当时粮食主产地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货物运往东京的重要漕运路线。北宋一代进行了多次河道疏浚和河岸加固等工作。可以想象，这些工作多数在原有河道基础上进行。所以，汴河虽然是一条人工运河，但与原有的运河及自然河流，乃至自然地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明上河图》所绘汴河的自由曲线形态就是这么形成的。
与汴河的自由曲线形态形成对比的是直线形态的城墙。《清明上河图》中，土筑城墙由于年久失修而并不显著，只有砖包砌的城门宏伟而壮观。以《营造法式》[4]的模数体系和图中相应的比例关系，城门屋脊约高15-18米，无愧于图中天际线的制高点和最重要的标志物之一（图3）。
从城市意象平面图来看，图中所绘城市肌理与上面提到的汴河以及城墙（城门）关系密切。
城门内外房屋走向与城门基本平行或垂直；而汴河区域房屋走向则以汴河为参照，大部分与其平行。除此之外，乡村住宅朝向和布局相对自由。
在图绘六条主要道路中，以汴河走向为参照的有城门内外的主干道A（街道编号见图2，下同）延伸到汴河的部分、城门外的街道C包括打造车轮的门店一侧、通过虹桥跨越汴河的街道E、汴河对岸的横向商业街D和街道F；与城门走向为参照的包括城门内外的主干道A、城门内的街道B的主要部分、城门外的街道C在主干道A背向汴河一侧。
由此可见，与汴河相关的城市肌理均在汴河两岸约30-40米，从汴河河岸起算，基本构成为河岸纤道——一到两排房屋——平行汴河街道——房屋。与这种平行曲线状肌理相对，在距离汴河较远的区域，不计乡村住宅，则主要以城门为参照物，形成一种十字正交的网状肌理。
这种城市肌理的形成与东京的营建方式有关。在北宋立国之前，后周世宗柴荣营建东京外城，奠定北宋东京的帝都基础。柴荣的思路是：“其标识内，候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寺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5]除此之外，柴荣还对内城原有街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饬。可见，民间的自发营建和官方的有限控制改造是形成北宋东京城市细部构成的主要过程。这也是我们看到每座房屋在总体走向大致一致的前提下又都有细微出入或偏斜的城市肌理的由来。
图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标志物是城门和虹桥（图4）。作为标志物，两者都坐落在沟通不同区域——城墙内外或汴河两岸——的枢纽位置。其中，城门以其天际线的制高点，虹桥以其巨大的体量和跨度，以及与城市肌理迥异的形态突出于众多房屋之中。
城市房屋主要以一层为主，二层楼宇共有四栋：城门内的孙羊正店和久住王员外家、虹桥附近的十千脚店和其对面的一座临街楼宇。另外，十千脚店门口的独立彩楼欢门高度超过两层楼宇，构成虹桥一侧的重要地标。图中的二层楼宇均位于重要标志物的较繁华一面，且街道两侧各居其一，有可能是画家为突出城门与虹桥周围的气氛而采用的匠心独具的绘画处理技巧，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城市标志物与相关区域繁华程度的密切关系。
可以这样表述《清明上河图》所绘的城市聚落的地志特征：直线形态的城墙和与自然地形或多或少相关的曲线形态的汴河是城市聚落的决定性控制因素，主要标志物是位于其上的城门和虹桥。汴河两岸30-40米区域的房屋和道路追随汴河的形态形成平行曲线状肌理，其他区域则主要以城墙方向为参照形成近似十字正交网状的城市肌理。在相对一致的总体走向中每栋房屋又有细微出入和偏斜。房屋以一层为主，间有少量二层楼宇和较高大的彩楼欢门点缀其中。
《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城市内容包括街道、水井、摊位、酒店、邸店、药铺、城市住宅等。与其相关的城市空间按其所有权和准入权，除了城门楼和城门内税务所属于公共管理空间外，其余内容可分为公共开放空间、私属开放空间和私密空间三类城市空间领域。
在古代中国，与“私”相对的“公”更多与统治者有关，相当于哈贝马斯所说的“代表型公共领域”[6]，与现代意义上公民共有共治的公共事务有所区别，相应空间为公共管理空间。而这里所说的公共开放空间则指古代中国对普通市民开放，并不被个别人群所独有独享的空间。图中的公共开放空间有道路、桥梁、水井等。但和现代意义不同，按照宋代的社会规则，不同等级的人对公共开放空间的使用优先权是不同的。如宋代法律规定道路通行规则为“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其中{dy}条明确规定了身份地位较高的人对道路使用的优先权。
私属开放空间指的是有明确的所有者，但对普通市民开放的空间。图中多数的店铺（包括酒店、饮食店、香料铺、药铺）、街头各种摊位以及城外的寺庙均属此类。作为北宋东京集酒店、宾馆、仓库于一身的邸店，仅酒店部分可归于此类，其余则应属私密空间领域。由于此类别中的商业空间，自身的特点相对突出，所以本文会把其中的“商业开放空间”单独讨论。
相应，私密空间是使用者的私人领域，不对普通市民开放。如住宅、作坊以及邸店中的宾馆和仓库等。
古代中国大多数的城市日常生活空间都与这三类空间领域有关，甚至在世界的其它时代、其他地方的城市也颇有相通之处。但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在北宋东京，这三类空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城市空间领域之间的界面特点有独特之处，这种独特形成其特有的城市形态。
缪朴注意到：“中国建筑体系与其他体系相比，最明显的不同恐怕要算是这样的体验：每一个房间都开向一个与外界隔绝，只为我用的天井和院子。无论是闹市中的住宅还是山林中的寺庙里，我们很少可以从（底层）室内直接步入或看到室外的街道或山野……在地面上，从房子到室外公共空间之间总要经过一片私有的庭院。[7]”但《清明上河图》中，开放商业空间的室内一般还是直接向街道开放的，缪朴的描述主要适用于私密空间。
无论是长卷左面门屋施四铺作斗拱的官宅及其对面住宅，还是城门外护卫森严的宅第，乃至河边普通民宅，其从街道进入住宅的空间序列都是从街道经过外门或门屋进入院落，然后进入住宅。而汴河沿岸的一些房屋，店面与作坊、店主人的住宅建造在一起，如画卷中街道F左侧的酒店（图5），建筑呈L型，其中临汴河一面共有五开间，画卷右侧两开间沿河加建临时建筑作为酒店用，对汴河和街道开放，摆满座椅，从外面清晰可见里面坐饮的酒客，显然是私属开放商业空间。而左侧两开间，虽然建筑已经与汴河边的纤道非常接近，但外面还是建有围墙，围起一个尺度很小的封闭院落，院门在围墙的侧面。这两个开间看起来是作为店主的住宅使用的。其他还有很多相似的例子。
需要通过院门和封闭院落进入的私密空间和直接向街道开放的开放商业空间交替共存于街市，封闭的院墙与开放的店面形成了明显的虚实对比，构成北宋东京城市街道的界面的一大特色。
当然，这种界限并不是{jd1}的，两类空间相互转化的例子也同样存在。图中可以看到几处由私密空间转化为开放商业空间的例子。如赵太丞家医药铺的门屋成为接待病患的场所（图6）；还有，城门外护卫森严的宅第对面，是一个合院式建筑，外面有门屋，想来似应以围墙面向街道。但门屋旁挂有酒旗，正堂内有桌椅和酒客，并对内院xx开放。内院中可以看到几棵树和一处凉亭，从其开放度来看，应该不再是私密的院落空间了(图7)。
缪朴认为私密空间与街道之间之所以大都出现一个封闭院落，“是由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同时使用室内和室外两种空间而进行的。”也就是中国传统空间利用方式是“将室内外空间结合在一起服务于一个共同目的”。[8]从中国传统建筑的使用情况来看，这种总结很有见地。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对于室内直接向街道开放的开放商业空间是否同样适用？从《清明上河图》的描绘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店铺门口的摊点和凉棚就是店铺功能向室外的延伸。只不过在这里，被“同时使用”的室外空间来自于对公共开放空间——街道的侵占，相关文献中称之为“侵街”。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关于侵街的记载，对东京侵街活动与反侵街的记载尤其突出。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正是侵街活动导致中国原来坊市分离的城市格局解体，代之以街市格局。[9]后周世宗柴荣整饬东京内城的街道是北宋立国之前对侵街行为的一次{zd0}规模的整治。而柴荣在整治后，颁布诏令“其京城内街道扩五十步者，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10]这是对侵街活动的有限让步，允许将东京原本属于公共开放空间的街道的一部分转化为私属开放空间。
北宋立国之后，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和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两次对侵街行为进行大规模的整饬，而且整个北宋时代，东京官方一直对侵街行为维持一定的压力。但从《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街道界面可以看到，除了建筑形成的一次轮廓线之外，由彩楼欢门、树木、水井、凉棚、阳伞和摊位形成的二次轮廓线异常突出。这说明当年柴荣诏令确立的街道格局到北宋后期仍然延续。城市道路靠近建筑的一侧，其所有权处于一种模糊与暧昧的状态。
侵街活动使以街道为代表的公共开放空间出现了很多局部突出或凹入的小型空间节点，容纳各种不同的活动。如图中有大量人流聚集的说书或卖字画活动，一个位于城门内的街角（图8），一个位于沿汴河走向弯曲的街道的较大转弯处（图9）。分析其原因，前者人流量大，有利于人流聚集；而后者，街道的弯曲与人尽可能选取最短行进路径的行为习惯使弯道的外侧较少人行，形成类似凹入空间的形态，使聚集活动较少受到人流的干扰，适合人的停留。城门外的卦摊位于城市空间的阴角位置，背对小河，既醒目又安静（图10）。
不同城市空间领域之间的界面特点对街道上人的行为方式有突出而明显的影响。开放商业空间界面中的彩楼欢门，色彩艳丽，形态醒目，有助于人流的集中。而私密空间界面的门屋则或封闭、或高大而肃杀，相应街市区段则较为冷清。尤其是城门外有小河和护卫的宅第，虽处于交通要道，但周围人流稀少，少有停留者（图11）。
这样，北宋东京不同城市空间领域之间的界面的特点催生了其特定的城市空间，并由此衍生出特定的城市行为方式。
道路交叉口和转折处是街道的重要节点，而街角形态又是其赖以构成的基本形态要素。《清明上河图》中，除了城墙根下的通道和一部分被树木遮挡而无法看清楚的街角，被清晰描绘的街角共计二十多处。按照街角建筑的一次轮廓线区分，街角形态主要分为两大类，即由L型建筑构成的连续转角和由朝向不同街道的建筑交汇而成的搭接转角。
图中所绘的连续转角共有四处，分别在城门内道路交叉口的右上（图8）和右下（图12）、十千脚店处（图13）和汴河对岸街道F左侧的酒店（图5）。这四处连续街角的共同特征是，在转角屋脊交汇处将两面正脊延长，形成十字相交的两个气窗。这种形态强调了街角的节点感，同时在其所面临的两条街道上展现同样的形态，暗示了两条街道相近的重要性——对于商业开放空间来说，也就是商业价值的相似。
而图中由彩楼欢门、树木、水井、凉棚、阳伞和摊位等半{yj}或临时性构筑物形成的二次轮廓线，是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不断生长演变而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次轮廓线的形式特征。
街道A的城门内部分位于城市出入要道上，有豪华的孙羊正店与其他各色店铺。而街道B中店招密集，暗示其也是繁华的商业街市。两条道路交叉处的右上街角，是一个开放的瓦肆，没有二次轮廓线，各色人等聚集于说书者周围。即使从人流聚集的图形来看，对两条街道的影响也大体相等。而与其隔道路A相望的街角，一面有卖中药汤剂“饮子”的摊位，另一面则大部分被建筑遮挡难以看到。然而，从图中“久住王员外家”和“李家输卖上”两处店招距街角位置大致相等来看，街角的二次轮廓线起到了强调一次轮廓线意义的作用。
十千脚店处就xx不同。连续街角的右侧，巨大的彩楼欢门形成比一次轮廓线强烈得多的街角二次轮廓线，并与虹桥巨大的尺度相呼应，强调了跨越虹桥的街道E的重要性。汴河对岸街道F左侧的酒店情况则更为复杂。入口设在街道F上，入口旁搭建有凉棚，沿汴河则搭建棚屋，架空于受河流冲刷的地势较低处，充分借取汴河景观。这两处街角的二次轮廓线修正了一次轮廓线的特征，显示出相邻两条街道商业价值已不再相似了。
搭接转角有些以丁字形搭接，角部建筑以山墙面向其中一面街道。丁字形出现的凹角空间成为摊位、凉棚的理想位置。另一些则呈缺口状相交，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缺口处或增建沿街店铺，或以围墙限定空间领域，或摆设摊位，或搭建凉棚。在与十千脚店隔街道F相望的街角处，有一个很大的缺口空间（图14）。由于沿街道A行进的主要人流转弯跨越虹桥，在此街角一侧变成相对次要的小路，街角缺口承接人流转折，商业机会自然不可小视。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摊位和店铺不但占满了缺口，更几乎占满了整个街面，只留下狭窄的过道供人流通行。而这些摊位后面又挤满了观看汴河船来船往的人群。
漫长的日常使用过程使不同街道的重要性和商业价值不断变化。与此相适应，街角形态通过不断生长和演变一方面回应了这种变化，一方面促进或延缓了变化的进度。最终形成的街角空间，还存留着以前不同时期街角形态的蛛丝马迹。
从《清明上河图》记录下的12世纪初的北宋东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地志特征，到空间领域，以致于各种大大小小的城市要素，都处于不断处于调整、适应、生长过程中的城市细部构成。这些特征在后世中国城市中有些得以延续，有些改变了表现形式，也有些逐渐消失。本文通过对图中所绘的城市多重痕迹进行梳理，以便为从更细微的尺度上把握北宋东京的城市特征作一些初步尝试，并对传统中国城市细部构成的延续和发展研究提供一点线索。
[关键词]清明上河图，东京，城市细部构成，地志特征，空间领域，街角形态
[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detail-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Dongjing, capital of Northern-Song dynasty China, by analyzing the city image of Qingming Shanghe Tu as well as related literatures and productions. By arranging the painted multi-traces of the city’s elements, such as topography, domain of spaces and the form of corn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hold the characters of Dongjing in micro scale, and to provide some clues to the continu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ty.
[Key Words] Qingming Shanghe Tu， Dongjing, detail-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topography, domain of spaces, the form of corner.
作为10-12世纪中国城市跨入街市时代的典型案例，北宋都城东京一直受到中外城市史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城市整体布局和功能分布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
北宋东京城市格局的形成，既有官方自上而下控制和改造的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导致的城市长期而缓慢的变化。而对后者的把握，需要从地志特征、街区形态、道路及其相关节点这些更小、更细微的尺度上对北宋东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清明上河图》[1]作为12世纪初北宋东京的风俗画，详细地描绘了当时东京的街道、建筑、景观以及人的活动，历来是北宋东京研究的重要资料。本文试图通过对《清明上河图》所绘城市意象的分析和归纳，配合其他文献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来探讨北宋东京的城市细部构成。
《清明上河图》所绘地段在北宋东京的区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比如桥梁，这种“巨木虚架”的桥梁形式一般统称虹桥，但具体落实下来，有人认为是东水门外七里虹桥，也有人认为是内外城之间的上土桥或下土桥、甚至新郑门外的横桥。相应对城门的说法也就有外城东水门、内城东角子门、外城新郑门三说。[2]几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又都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从中国古代绘画的一般特征来看，我认为，图中所绘不是对东京某一特定的现实区段的照相式复写，而是以画家及委托人的视角，摒弃掉一些被认为不宜入画的细节和片段，并将富于表现力的区段和元素进行筛选，重新组合的结果。可以把《清明上河图》所绘的城市看作以北宋东京现实的城市面貌为基础，经过作者主观加工后的北宋东京城市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图中所显示的城市细部构成可视为北宋东京城市构成的典型写照。
因此，本文并不试图将图绘城市景观与现实的北宋东京一一对应，而是将图绘城市意象进行空间还原，并以还原后的北宋东京意象空间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
《清明上河图》整体构图采用散点xx法，这使对图绘城市意象的空间还原有了一定程度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保证局部空间尺度的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兼顾画卷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如图中每个建筑既以正面加45°斜角轴测方式展现，而又对远处景物缩小绘制。于是在进行空间还原时常发现远处景物所占的空间尺度远大于近处，难以在同一空间内将远近景物完整对位复原（图1）。对此采用的处理方法是，在保持道路等线性空间的整体感的同时，矛盾较突出处以扇面式扭转的方式保证局部空间尺度的真实性。图中基本空间尺度参照《营造法式》等相关文献的记载，及建筑周围人的尺度来确定。
图1. 《清明上河图》的散点xx示意
美国城市规划学者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3]中提到：“城市中移动的元素，尤其是人类及其活动，与静止的物质元素是同等重要的。”所以，空间还原时将图中所绘的人物活动以符号的形式标注于相应空间位置。
以上处理后，《清明上河图》所绘城市意象平面图便绘制出来了（图2）。考虑到研究的方便，将图中街道按照拉丁字母编号。由于这里的主要工作是考证细部构成，故略去汴河上的船只及船上的人物。但汴河作为一条水路长途交通干道却在分析时不能忽略。
图2. 《清明上河图》所绘城市意象平面图
地志（topography）包含自然地形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地貌特征。《清明上河图》所绘的北宋东京位于平原地带，地势平坦。图绘区域内，最主要的河流是人工开凿的运河——汴河。
汴河原名通济渠，是隋代兴建的运河工程中最重要的一段。在通济渠之前，有狼汤渠、汳水等运河或自然河流流经汴州，通济渠的兴建部分利用了这些河流的故道。宋代统一后，汴河成为将当时粮食主产地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货物运往东京的重要漕运路线。北宋一代进行了多次河道疏浚和河岸加固等工作。可以想象，这些工作多数在原有河道基础上进行。所以，汴河虽然是一条人工运河，但与原有的运河及自然河流，乃至自然地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明上河图》所绘汴河的自由曲线形态就是这么形成的。
与汴河的自由曲线形态形成对比的是直线形态的城墙。《清明上河图》中，土筑城墙由于年久失修而并不显著，只有砖包砌的城门宏伟而壮观。以《营造法式》[4]的模数体系和图中相应的比例关系，城门屋脊约高15-18米，无愧于图中天际线的制高点和最重要的标志物之一（图3）。
图3. 城门
从城市意象平面图来看，图中所绘城市肌理与上面提到的汴河以及城墙（城门）关系密切。
城门内外房屋走向与城门基本平行或垂直；而汴河区域房屋走向则以汴河为参照，大部分与其平行。除此之外，乡村住宅朝向和布局相对自由。
在图绘六条主要道路中，以汴河走向为参照的有城门内外的主干道A（街道编号见图2，下同）延伸到汴河的部分、城门外的街道C包括打造车轮的门店一侧、通过虹桥跨越汴河的街道E、汴河对岸的横向商业街D和街道F；与城门走向为参照的包括城门内外的主干道A、城门内的街道B的主要部分、城门外的街道C在主干道A背向汴河一侧。
由此可见，与汴河相关的城市肌理均在汴河两岸约30-40米，从汴河河岸起算，基本构成为河岸纤道——一到两排房屋——平行汴河街道——房屋。与这种平行曲线状肌理相对，在距离汴河较远的区域，不计乡村住宅，则主要以城门为参照物，形成一种十字正交的网状肌理。
这种城市肌理的形成与东京的营建方式有关。在北宋立国之前，后周世宗柴荣营建东京外城，奠定北宋东京的帝都基础。柴荣的思路是：“其标识内，候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寺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5]除此之外，柴荣还对内城原有街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饬。可见，民间的自发营建和官方的有限控制改造是形成北宋东京城市细部构成的主要过程。这也是我们看到每座房屋在总体走向大致一致的前提下又都有细微出入或偏斜的城市肌理的由来。
图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标志物是城门和虹桥（图4）。作为标志物，两者都坐落在沟通不同区域——城墙内外或汴河两岸——的枢纽位置。其中，城门以其天际线的制高点，虹桥以其巨大的体量和跨度，以及与城市肌理迥异的形态突出于众多房屋之中。
图4. 虹桥
城市房屋主要以一层为主，二层楼宇共有四栋：城门内的孙羊正店和久住王员外家、虹桥附近的十千脚店和其对面的一座临街楼宇。另外，十千脚店门口的独立彩楼欢门高度超过两层楼宇，构成虹桥一侧的重要地标。图中的二层楼宇均位于重要标志物的较繁华一面，且街道两侧各居其一，有可能是画家为突出城门与虹桥周围的气氛而采用的匠心独具的绘画处理技巧，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城市标志物与相关区域繁华程度的密切关系。
可以这样表述《清明上河图》所绘的城市聚落的地志特征：直线形态的城墙和与自然地形或多或少相关的曲线形态的汴河是城市聚落的决定性控制因素，主要标志物是位于其上的城门和虹桥。汴河两岸30-40米区域的房屋和道路追随汴河的形态形成平行曲线状肌理，其他区域则主要以城墙方向为参照形成近似十字正交网状的城市肌理。在相对一致的总体走向中每栋房屋又有细微出入和偏斜。房屋以一层为主，间有少量二层楼宇和较高大的彩楼欢门点缀其中。
《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城市内容包括街道、水井、摊位、酒店、邸店、药铺、城市住宅等。与其相关的城市空间按其所有权和准入权，除了城门楼和城门内税务所属于公共管理空间外，其余内容可分为公共开放空间、私属开放空间和私密空间三类城市空间领域。
在古代中国，与“私”相对的“公”更多与统治者有关，相当于哈贝马斯所说的“代表型公共领域”[6]，与现代意义上公民共有共治的公共事务有所区别，相应空间为公共管理空间。而这里所说的公共开放空间则指古代中国对普通市民开放，并不被个别人群所独有独享的空间。图中的公共开放空间有道路、桥梁、水井等。但和现代意义不同，按照宋代的社会规则，不同等级的人对公共开放空间的使用优先权是不同的。如宋代法律规定道路通行规则为“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其中{dy}条明确规定了身份地位较高的人对道路使用的优先权。
私属开放空间指的是有明确的所有者，但对普通市民开放的空间。图中多数的店铺（包括酒店、饮食店、香料铺、药铺）、街头各种摊位以及城外的寺庙均属此类。作为北宋东京集酒店、宾馆、仓库于一身的邸店，仅酒店部分可归于此类，其余则应属私密空间领域。由于此类别中的商业空间，自身的特点相对突出，所以本文会把其中的“商业开放空间”单独讨论。
相应，私密空间是使用者的私人领域，不对普通市民开放。如住宅、作坊以及邸店中的宾馆和仓库等。
古代中国大多数的城市日常生活空间都与这三类空间领域有关，甚至在世界的其它时代、其他地方的城市也颇有相通之处。但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在北宋东京，这三类空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城市空间领域之间的界面特点有独特之处，这种独特形成其特有的城市形态。
缪朴注意到：“中国建筑体系与其他体系相比，最明显的不同恐怕要算是这样的体验：每一个房间都开向一个与外界隔绝，只为我用的天井和院子。无论是闹市中的住宅还是山林中的寺庙里，我们很少可以从（底层）室内直接步入或看到室外的街道或山野……在地面上，从房子到室外公共空间之间总要经过一片私有的庭院。[7]”但《清明上河图》中，开放商业空间的室内一般还是直接向街道开放的，缪朴的描述主要适用于私密空间。
无论是长卷左面门屋施四铺作斗拱的官宅及其对面住宅，还是城门外护卫森严的宅第，乃至河边普通民宅，其从街道进入住宅的空间序列都是从街道经过外门或门屋进入院落，然后进入住宅。而汴河沿岸的一些房屋，店面与作坊、店主人的住宅建造在一起，如画卷中街道F左侧的酒店（图5），建筑呈L型，其中临汴河一面共有五开间，画卷右侧两开间沿河加建临时建筑作为酒店用，对汴河和街道开放，摆满座椅，从外面清晰可见里面坐饮的酒客，显然是私属开放商业空间。而左侧两开间，虽然建筑已经与汴河边的纤道非常接近，但外面还是建有围墙，围起一个尺度很小的封闭院落，院门在围墙的侧面。这两个开间看起来是作为店主的住宅使用的。其他还有很多相似的例子。
图5. 汴河沿岸的酒店
需要通过院门和封闭院落进入的私密空间和直接向街道开放的开放商业空间交替共存于街市，封闭的院墙与开放的店面形成了明显的虚实对比，构成北宋东京城市街道的界面的一大特色。
当然，这种界限并不是{jd1}的，两类空间相互转化的例子也同样存在。图中可以看到几处由私密空间转化为开放商业空间的例子。如赵太丞家医药铺的门屋成为接待病患的场所（图6）；还有，城门外护卫森严的宅第对面，是一个合院式建筑，外面有门屋，想来似应以围墙面向街道。但门屋旁挂有酒旗，正堂内有桌椅和酒客，并对内院xx开放。内院中可以看到几棵树和一处凉亭，从其开放度来看，应该不再是私密的院落空间了(图7)。
图6. 赵太丞家医药铺
图7. 私密院落空间转化为商业开放空间
缪朴认为私密空间与街道之间之所以大都出现一个封闭院落，“是由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同时使用室内和室外两种空间而进行的。”也就是中国传统空间利用方式是“将室内外空间结合在一起服务于一个共同目的”。[8]从中国传统建筑的使用情况来看，这种总结很有见地。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对于室内直接向街道开放的开放商业空间是否同样适用？从《清明上河图》的描绘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店铺门口的摊点和凉棚就是店铺功能向室外的延伸。只不过在这里，被“同时使用”的室外空间来自于对公共开放空间——街道的侵占，相关文献中称之为“侵街”。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关于侵街的记载，对东京侵街活动与反侵街的记载尤其突出。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正是侵街活动导致中国原来坊市分离的城市格局解体，代之以街市格局。[9]后周世宗柴荣整饬东京内城的街道是北宋立国之前对侵街行为的一次{zd0}规模的整治。而柴荣在整治后，颁布诏令“其京城内街道扩五十步者，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10]这是对侵街活动的有限让步，允许将东京原本属于公共开放空间的街道的一部分转化为私属开放空间。
北宋立国之后，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和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两次对侵街行为进行大规模的整饬，而且整个北宋时代，东京官方一直对侵街行为维持一定的压力。但从《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街道界面可以看到，除了建筑形成的一次轮廓线之外，由彩楼欢门、树木、水井、凉棚、阳伞和摊位形成的二次轮廓线异常突出。这说明当年柴荣诏令确立的街道格局到北宋后期仍然延续。城市道路靠近建筑的一侧，其所有权处于一种模糊与暧昧的状态。
侵街活动使以街道为代表的公共开放空间出现了很多局部突出或凹入的小型空间节点，容纳各种不同的活动。如图中有大量人流聚集的说书或卖字画活动，一个位于城门内的街角（图8），一个位于沿汴河走向弯曲的街道的较大转弯处（图9）。分析其原因，前者人流量大，有利于人流聚集；而后者，街道的弯曲与人尽可能选取最短行进路径的行为习惯使弯道的外侧较少人行，形成类似凹入空间的形态，使聚集活动较少受到人流的干扰，适合人的停留。城门外的卦摊位于城市空间的阴角位置，背对小河，既醒目又安静（图10）。
图8. 街角的瓦肆
图9. 弯曲街道上的字画摊
图10. 阴角空间的卦摊
不同城市空间领域之间的界面特点对街道上人的行为方式有突出而明显的影响。开放商业空间界面中的彩楼欢门，色彩艳丽，形态醒目，有助于人流的集中。而私密空间界面的门屋则或封闭、或高大而肃杀，相应街市区段则较为冷清。尤其是城门外有小河和护卫的宅第，虽处于交通要道，但周围人流稀少，少有停留者（图11）。
这样，北宋东京不同城市空间领域之间的界面的特点催生了其特定的城市空间，并由此衍生出特定的城市行为方式。
图11. 城门外护卫森严的宅第周围人流稀少
道路交叉口和转折处是街道的重要节点，而街角形态又是其赖以构成的基本形态要素。《清明上河图》中，除了城墙根下的通道和一部分被树木遮挡而无法看清楚的街角，被清晰描绘的街角共计二十多处。按照街角建筑的一次轮廓线区分，街角形态主要分为两大类，即由L型建筑构成的连续转角和由朝向不同街道的建筑交汇而成的搭接转角。
图中所绘的连续转角共有四处，分别在城门内道路交叉口的右上（图8）和右下（图12）、十千脚店处（图13）和汴河对岸街道F左侧的酒店（图5）。这四处连续街角的共同特征是，在转角屋脊交汇处将两面正脊延长，形成十字相交的两个气窗。这种形态强调了街角的节点感，同时在其所面临的两条街道上展现同样的形态，暗示了两条街道相近的重要性——对于商业开放空间来说，也就是商业价值的相似。
图12. 久住王员外家街角
图13. 十千脚店的街角形态
而图中由彩楼欢门、树木、水井、凉棚、阳伞和摊位等半{yj}或临时性构筑物形成的二次轮廓线，是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不断生长演变而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次轮廓线的形式特征。
街道A的城门内部分位于城市出入要道上，有豪华的孙羊正店与其他各色店铺。而街道B中店招密集，暗示其也是繁华的商业街市。两条道路交叉处的右上街角，是一个开放的瓦肆，没有二次轮廓线，各色人等聚集于说书者周围。即使从人流聚集的图形来看，对两条街道的影响也大体相等。而与其隔道路A相望的街角，一面有卖中药汤剂“饮子”的摊位，另一面则大部分被建筑遮挡难以看到。然而，从图中“久住王员外家”和“李家输卖上”两处店招距街角位置大致相等来看，街角的二次轮廓线起到了强调一次轮廓线意义的作用。
十千脚店处就xx不同。连续街角的右侧，巨大的彩楼欢门形成比一次轮廓线强烈得多的街角二次轮廓线，并与虹桥巨大的尺度相呼应，强调了跨越虹桥的街道E的重要性。汴河对岸街道F左侧的酒店情况则更为复杂。入口设在街道F上，入口旁搭建有凉棚，沿汴河则搭建棚屋，架空于受河流冲刷的地势较低处，充分借取汴河景观。这两处街角的二次轮廓线修正了一次轮廓线的特征，显示出相邻两条街道商业价值已不再相似了。
搭接转角有些以丁字形搭接，角部建筑以山墙面向其中一面街道。丁字形出现的凹角空间成为摊位、凉棚的理想位置。另一些则呈缺口状相交，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缺口处或增建沿街店铺，或以围墙限定空间领域，或摆设摊位，或搭建凉棚。在与十千脚店隔街道F相望的街角处，有一个很大的缺口空间（图14）。由于沿街道A行进的主要人流转弯跨越虹桥，在此街角一侧变成相对次要的小路，街角缺口承接人流转折，商业机会自然不可小视。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摊位和店铺不但占满了缺口，更几乎占满了整个街面，只留下狭窄的过道供人流通行。而这些摊位后面又挤满了观看汴河船来船往的人群。
图14. 搭接转角缺口空间的利用
漫长的日常使用过程使不同街道的重要性和商业价值不断变化。与此相适应，街角形态通过不断生长和演变一方面回应了这种变化，一方面促进或延缓了变化的进度。最终形成的街角空间，还存留着以前不同时期街角形态的蛛丝马迹。
从《清明上河图》记录下的12世纪初的北宋东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地志特征，到空间领域，以致于各种大大小小的城市要素，都处于不断处于调整、适应、生长过程中的城市细部构成。这些特征在后世中国城市中有些得以延续，有些改变了表现形式，也有些逐渐消失。本文通过对图中所绘的城市多重痕迹进行梳理，以便为从更细微的尺度上把握北宋东京的城市特征作一些初步尝试，并对传统中国城市细部构成的延续和发展研究提供一点线索。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M].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2005). 本文研究的《清明上河图》是《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版本，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
[2] 辽宁省博物馆. 《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7.
[3]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M]. 方益萍，何晓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
[4] 李诫. 营造法式[M]. 邹其昌+点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王溥. 五代会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17.
[6]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004)：5-11.
[7] 缪朴. 传统的本质——中国古代建筑的十三个特点（上） [J]. 建筑师，1989，36：64.
[8] 同7.
[9] 加藤繁. 中国经济史考证[M]. 吴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dy}卷，258.
[10] 同5：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