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26 18:45:32 　　来自: (文文的)
的评论   

　　允执厥中，梁文道以此作为他为《重新发现社会》所作序的题目，此评价实在不可谓不高。“允执厥中” 语出《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属上古圣君明心之法。道长对熊培云及此作的称赞可见一斑。梁文道开篇便说：“一路看下去，你会以为这本书其实是自己写的。因为它谈的课题恰巧是你最想谈的……你难免自责：为什么是别人写出了这本书，而不是自己……”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
　　
　　 符合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需要的《重》对我们每个渴求独立思考与精神自由的人来说都弥足珍贵，而它的作者也必须足以担起这一重任。负笈巴黎的熊培云不仅得益于自己历史学、传播学与法学的学术基础，更于历史上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中心耳濡目染，共同浇铸成这本《重》。文字温暖明亮，清热祛毒。斯蒂芬?茨威格说过，一个人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自己生活的使命。我们看到，熊培云幸运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他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要么成为熊培云，要么一无是处。”书中也收录不少影评，多和反极权主义和反乌托邦有关——《浪潮》、《再见列宁》、《他人的生活》……出于历史的相似与未被论证的不可重复性，任何人都无法熟视无睹、高枕无忧。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历史三峡”这一篇。历史三峡指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提出的第二次转型，这一次转型是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低水平民主法治化转向高水平民主法治化。从1979年开始计算，我们还需要时间。全面国有化时，民众以土地和财产为代价换来了生活、工作、医疗、养老、教育。如今工作和生活又回归了民众自理，而国有化拿走的私人财产并没有归还。人民当家作主被异化为国家为人民当家作主。
　　
　　 我曾经在《七十年代》的xx式上看到一位老人，不无痛惜地陈述他的子女分不清“左”“右”。我想,左右之分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在书中，熊培云提出了一套新的思路：用上下来取代“左”、“右”。好像谈到言论自由就是“右”，可“左”自身同样需要言论自由，“左”与“右”的共同存在与相互辩论是社会进步的因素之一。移开左右之间不必要的争论，中国的难题仍是高高在上的国家与社会难以喘息之间的事实。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是句极具煽动力的话，可佛里德曼对之不以为然：“自由人不会问出这种问题，而是会问我和我的同胞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我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我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读之真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
　　
　　 熊培云思维敏锐，行文善于围绕核心观念跳跃却又不失大方向。可读的越多，却越感觉熊培云力量的减弱。不是因为文集的总和不比单纯的学术论述透彻与集中，而是一种一直以来时文存在的通病：论述观点俱佳，可影响总归有限。只是因为这些代表社会对国家发出的声音无异于是与虎谋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