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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靠捡拾垃圾桶里的食品生存且具有某种精神疾病的乞丐，仅仅因为几张关于自己的照片放到了网上，一夜之间就红遍华人网络，甚至影响到国外——这{jd1}是一种充满戏谑的后现代奇观。 像垃圾一样被抛离到社会边缘、在社会价值排序中处于{zd1}端的可怜虫，仍具有偶像般的心理效应吗？在这个问题上，当代社会学巨擘齐格蒙特.鲍曼可能也一时无语。 他就是“犀利哥”。2010年3月初，像无数网络名人一样，“犀利哥”在中国的网络空间轰动一时。探究他走红的原因，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惊天秘密：无论一个被隔离于“正常生活”之外的乞丐的“造型”引发怎样的鬼哭狼嚎，他只能被“围观”，而不能突破“不可触摸”的心理禁忌。正如宗教{lx}、政治{lx}的不可触摸是因为他们让人恐惧一样，一个乞丐被造魅成网络时代的“明星”，前提是他必须确保人们发掘出他的“气质”时的空间和心理距离。 在只是作为“废弃物”而存在的意义上，关于“犀利哥”的处境，以及整个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被淘汰的弱者(比如国企工人、农民工、穷人)的垃圾化处理机制，作为一个破译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密码的高人，鲍曼无疑有更多的话要说。在80岁高龄的时候，他以一本《废弃的生命》再次引发知识界的震惊。中国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当然也无法逃过他的法眼。 传统现代：“垃圾”设定和生产的不同机制 “现代化”的图景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片应许之地。经过“五四”对传统经典的颠覆、xx时对民间信仰体系的破坏，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对与传统有关的社会结构、思维模式的全方位荡涤，尽管仍处在“转型”中，中国社会的确已经可以界定为一个“现代社会”。 在社会学家看来，在传统社会，人们是一个共同体，而在现代社会则被解构成了一堆相互离散、只靠利益才吸附在一起的社会原子。这种看法貌似意态超然，但也有着担忧。而政治学家则捡好的一面补充，“现代”使个体权利得到凸显，而以往他们淹没于“集体”之中。心理学家发现，很可能“现代”对于人们的心理生活来说是一个灾难，因为在传统社会，人们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并不与外界分裂，他是“存在似”的，而在现代社会，随着一个人从共同体中分裂出来，其存在是“占有似”的，他充满了“自由”、不确定性和选择的焦虑。哲学家则指出，在传统社会，事实和价值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没有分裂意味着人对于他所生存的世界有一种基于精神结构的确信，而在现代社会，事实和价值是分裂的，正如人的认知和价值观念是分裂的一样。假如要恶狠狠地用一个词来概括现代性下人的存在状态，那么，他可以说是“变态的”。 鲍曼当仁不让地也成为这一关于“传统-现代”二元区分的xx建构者。从奏响他的“现代性三部曲”开始，他就认为，“现代性”关于“秩序建构”的渴望会制造出异端、陌生人、流浪者这些被排斥、敌视的人群。在《废弃的生命》中，他更是进一步指出，把很多“过剩”而“无用”的人在社会中像垃圾一样扔掉，并不是毫无来由的人性之恶，而是内在于现代性的逻辑之中。 然而事实上，把一个社会中的很多人视为垃圾，并抛弃到社会的中心之外，甚至加以隔离，并不是“现代性”的独创，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任何一个社会都概莫能外。比如，即使是在文明艳光四射的古希腊，奴隶、妇女因为不是“公民”，尽管也在城邦，但并不属于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城邦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是被排斥在这个共同体之外的，像垃圾一样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生活中心。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把人当垃圾一样抛弃的罪恶必须归结到“现代性”上，难道仅仅因为这种现象还出现在现代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法则的“现代性”就是祸根吗？ 看来不是这样。鲍曼并不怀疑现代社会对于传统的继承——正如他对反犹主义的考察一样，而是发现了在把人当垃圾一样处理时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不同。作为一个超越了特殊主义而号称在法律、权利等方面具有普遍化特征的社会，现代社会际上并没有真正超越特殊主义，只不过把特殊主义巧妙处理为一种无主体的社会经济法则，通过中心-边缘、社会价值排序这样一些设计来把人垃圾化。 具体来说，在把人垃圾化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是：{dy}，从“秩序建构”的意义上讲，传统社会对某些人的排斥是以共同体属性为标准的，一些人不被认为具有某种可以容纳于一个共同体的属性，因此而被排斥和驱逐；而现代社会对某些人的排斥和垃圾化，则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地位为标准，看起来并没有拿人不可改变的身份或自然生理属性说事。第二，在传统社会，把一部分人垃圾化的预设是这部分人和共同体不是同一种“人”，甚至他们是动物，但至少是有生命的实体，而在现代社会，对一些人进行垃圾化，它的预设却是他们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即先对它们进行了物化。 把人作为垃圾丢弃的前期工作：对人的物化 即使是一个变态狂魔xx，他在无意识深处也充满道德焦虑。把一个人垃圾化，同样如此。 传统社会把一个人逐出主流生活空间时，诉诸的常常是把他当成动物，取消他身上的道德属性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如此一来，人们也就没有了道德焦虑。而在现代社会，把一个人扔进社会的垃圾堆，情况却简单得多，仅仅需要抽掉执行“抛扔”这一行为的主体，把这一行为看成是似乎无主体的市场法则、地位、心理竞争的无形结果。在这里，没有人应该对一个人的被抛扔负责，因为看起来，是他的没有能力让自己沦入了这种命运。 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人同样没有道德焦虑，因为早在抛扔行为发生前，人就已经被物化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内涵已被解构一空。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作为“陌生人社会”的现代社会，以及作为“熟人社会”的传统社会的各自特征，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可以略为补充的是，熟人社会在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预设上，表现的是一种情感联系，是具体人对具体人的关系，相互熟悉意味着与一个人打交道的另一个人必然是一个有其情感、思想、特质的人，这样的人无法用契约或符号的方式加以抽象界定。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抽象化，那么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将不知道与自己打交道的人是谁。与之相应，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绝不是冷淡的，没有把他物化。然而在陌生人社会中，人的社会原子化和社会交往的极端复杂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采用契约的方式。人被抽掉任何具体的属性，而只剩下一些外在的社会属性及自然生理特征，比如他的职业、外形、地域、衣着等，根据这些东西就可以界定它，至于他的情感、思想，与人际互动无关而被排除。由此，在对人的预设上，人变成了一个可以用数量和符号加以捕捉、界定和表达的物体。在《健全的社会》中，弗洛姆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人被物化意味着，他已经被预设为潜在的垃圾，假如他混得很惨的话。同时，这也不妨碍一些人混得人模狗样，因为这种预设同样暗示，一个人可以向高级地位攀爬，假如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具体来说，现代社会对人的物化体现在以下两方面。{dy}，在契约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私人情感上已失去任何联系，每一张脸看上去都是面具。工作、谈判、雇佣、购物、聚会，都没有涉及到每个人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往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人的价值被异化为经济成功，或他能够给某人带来多少好处。第二，人成为一种商品或原材料，具有某种使用价值，这个社会几乎每个大一点的公司都有的“人力资源部”，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人是商品，价低的是“廉价劳动力”，价高的就思“人才”。至于农民工和拥有一个高xx(较多的文化资本)的人在待遇上的巨大差异，那也仅仅是因为对他们的劳务所购买时出价不同的结果。 把一个人视为一个人，就不可替换。但是，把一个人视为如机器、原材料一样的“人力资源”，在逻辑上他就可以被经常替换。而假如他被利用后已失去使用价值，那就必须像垃圾一样扔掉。 比如农民工。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废品”生产机制 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不断地提高，物质消费的欲望之门一旦打开就无法遏止，垃圾不断地被生产，堆积如山，一些城市频频发出“垃圾围城”的警报。与之相应，新建构的以政治权力、金钱、学历、荣誉、身份、阶层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价值排序的等级秩序也在不断地进行“英雄排座次”，吸纳一些人进入原有的社会权力中心，并不断地淘汰掉一些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仅仅如鲍曼所说的消灭了一些人所赖以为生的生活手段并宣布他们是不合适的和过剩的垃圾，更重要的是，为保证权力资本牟取利益{zd0}化的冲动，以及一些群体的利益，某些阶层必须被驱逐出既有的经济社会系统，或另一些群体只能被隔离而无法进入“现代化”生活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一些群体的“垃圾化”，并非只来自无主体的现代性机制，而是制度有意识地设计的结果。 因此，像国有企业工人的下岗、乞丐无法获得应有的救助过上正常的生活、农民工多年来一直被血汗工厂榨取血汗，绝不仅仅是经济进步所产生的一种副作用。正如讲究“更新换代”的现代生活必须把“利用”过后的东西视为垃圾予以抛弃一样，被利用过后且垃圾化的某些群体，也必须被逐出中国权力资本，以及城市市民所置身的生活空间，因为他们无论是对一个城市的形象、公共资源，还是利益独占、秩序美学，都是一种威胁。 就“农民工”来说，按照“现代化”的逻辑，城市化和工业化本来意味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将在经济发展中变成城市居民，而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无疑是首先应被“市民化”的人群，即从“农民工”变成城市里真正的产业工人。然而，在政治、经济秩序的设计中，他们只被当作取之不尽并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对此，整个社会将农民工“物化”已经心安理得，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无耻地以中国拥有这么廉价的工业原材料而沾沾自喜)。正是如此，他们必须恪守不伦不类的“农民工”身份：只是流动到城市里作为一种原材料投入使用，本质上还是农民，他们的劳力投资和丧失劳动风险的购买只由农村承担，城市不需对他们的使用承担多少成本，更不需对他们承担一个政府对“城市公民”的义务，比如对他们提供平等的教育等公共服务。一旦他们失去利用价值，即完成了垃圾化的过程，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便不再是合适的，而只能被驱逐回农村这一巨大的“垃圾场”。 {dy}代农民工，整整走完了这一被作为工业廉价原材料到成为垃圾被驱逐的“现代化设计”的过程。在中国的现代化中，他们xx是一个极度边缘化的历史客体。 2010年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两个中国{zd0}的经济体发生了“民工荒”，“80后”、“90后”的“二代农民工”出场，以“用脚xx”的方式颠覆了中国现代化对于他们的父辈的设计。今天，这个继承了父辈的身份却已经以其外在服饰包装和心理特征一扫昔日“农民工”形象的群体正在城市管理者的目光中聚集。我们能明显地看到这一居高临下的目光所放射出来的不安和焦虑。 毫无疑问，“二代农民工”无论就其心理结构、权益诉求，还是生活方式，都已经被城市高度同化，和其父辈，以及农村社会有着深刻的断裂。因此，当他们浮出历史的地表，作为一个抽象的群体嵌入经济社会结构并被解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已真正无法逆转———并且正在经受巨大的考验。至少，他们以群体性的冲锋，对城乡二元体制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父辈只是到城市里挣钱，而他们则是要成为城市市民。 但这最多只会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痉挛，而不会根本性地动摇现代化的垃圾设定和处理机制。这不仅是“二代农民工”没有能量指向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构，以及在“国家”、“市场”、“城市居民”的三重拑制下，他们无法冲击到社会价值排序的等级秩序，从而只能被它所吞没——即使仅仅是畸高的房价等强加的有形限制和无形生活，也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不可逾越的高山。 也就是说，对于“二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与父辈的区别仅仅是：在劳动力被榨干后，作为已经无用的“垃圾”，他们的父辈被扔回农村，而他们可能仍是游荡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垃圾”，(比小贩、乞丐)，或以各种和既存秩序构成颠覆的力量嵌于城市的机体之中，形成这个社会的一种烈性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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