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现在不光是没钱花，就是有钱我也没时间花”

　　曾被称为“中国垮了的一代”的“80后”，今年开始逐步进入“而立之年”。

　　立足、立业、立家，意味着有一份稳定、有保障的工作，有一个可规划、有良好预期的发展前景，或有一套拥有产权的房产。这样的中产阶层状态，对于那些只能依靠自身努力来进行财富积累的“80后”而言，多还是一个梦想。

　　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国内较发达的城市，“80后”多面对高房价、快节奏等社会和生活压力；在小城市和乡村，“80后”多面临收入低、创业难的困境。

　　其中，拥有高学历、高社会参与度和强烈表达欲望的部分人群，成为新的“抱怨群体”，他们感到自己处于社会的“夹心层”，对现实不满，幸福指数不高，对未来充满不安和无力感。

　　一家知名日本企业刚刚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分公司，公司的主要管理层基本上是1978年生人。公司年轻的副总经理给公司做出的发展规划中，包含了一项重要内容：在未来5年，将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以“80后”为核心力量的公司，这意味着5年后，“80后”将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

　　在社会各行各业，“80后”都将逐渐由涉世不深的青年，向担当重任的中坚力量过渡，这也使他们更加强烈地期待在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可支配财产等方面达到社会的中等水平。

　　他们距离自己的“中产梦”还有多远？他们将怎样实现这样的跨越？

　　“有一个巨大的门槛迈不过去”

　　在北京工作3年的徐晖，目前月薪1万元，在北京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群体。1万元的收入扣除社保，xxx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到手收入为7000多元。

　　这7000多元，除用于租房、吃饭、穿衣、人情世故、休闲娱乐、给家里的补贴、看病等，每个月基本上只能剩下1800元左右。

　　徐晖说：“这样的生活质量在北京属于中等，但是按照现在的收入水平，买房子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事，但是如果要买房子、买车、有孩子，依靠现在的收入，透支是必须的。就是现在每月剩下的1800元，平均{yt}60元，平时一冲动多点了一个菜，也就剩不下了。”

　　吕倩在上海一家培训机构做日语老师，她所在的公司5月份将把日语部全体裁员，面临再就业压力的她不得不边找工作边做兼职。

　　吕倩说：“我在公司的收入结构是，每月基本工资3000元，课酬在1000元至2000元不等，根据每月所上课程的难度、班级人数，以及学员评价等诸多考核标准而定。总体收入不算高，但是因为有3000元基本工资作保证，整体收入状况在同类公司中算中上等。”

　　“为了改善收入状况，我就利用晚上和xx的休息时间，在对外汉语学校和其他的日语培训机构做兼职老师。一个月可以赚4000多元的课酬，但是除去税、上课的路费和在外面吃饭的钱，{zh1}拿到手的基本只有1000多元，常常感到自己白辛苦一场”，她说。

　　网上盛传的流行语，包括“房奴”、“车奴”、“孩奴”、“人生就像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悲剧)”等，很多都反映了生活在都市的“80后”被动、无奈的心理。

　　“我不止一次想过创业，但是创业首先需要资金，这个必须家里支持，”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的向英说，“而且，创业最需要的是人脉，要能拉得到客户才行，可是这些我现在都还不具备。创业可以改变生活现状，但是非常艰难，条件还不具备，在企业打工还是在做重复性的劳动，收入也不高。我现在已经工作快3年了，到了一个应该提升的阶段，但是我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门槛迈不过去。”

温饱线上

　　创业激情还出现在小城镇和乡村。如今，在小城镇和农村，一些有在外打工经验的“80后“为提高收入，改变生活现状，选择了回乡创业。

　　在河南省兰考县的姜楼村，想搞运输、农产品加工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大多在外打工几年，积累了经验，想回家创业，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

　　“农民创业就难在启动资金上。”姜楼村的村干部说，“银行推出了帮助农民创业xx的活动，交50块钱办一张卡，就可以xx，但是，现在卡都办了，钱贷不到。3万、5万元都不给贷，就算是村里面三家联保也不给贷，有些家庭自己前期已经投入一些资金了，现在贷不到款，前面的投资也打了水漂。我们村干部去跟他们协调，人家根本不听。”

　　“现在的很多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出生在农村和小城镇的大学毕业生已经很难再回到自己的老家了，生活环境各方面已经不能适应了。现在的就业状况把他们全部推向市场，但是社会保障又不足，他们的生活状态、就业都是十分不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说，“尽管就业形势严峻，但是上升通道仍然是通畅的。刚刚毕业一两年的学生，尤其是学校比较差的学生，生活状况比较艰难，但是一般一两年之后，生活条件、收入水平会有逐步的提升。”

　　“而对于生活在小城镇和农村的年轻人，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增加就业机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李春玲说。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认为，“‘80后’的无力感主要体现在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感非常强。一个人要生活得安定，就要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所把握。‘80后’的心态不平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预期难以实现，现在不管是公司白领、小业主、打工者还是公务员，都感到对自己的将来不能做主，未来的发展不确定性很强。”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全国近20多个省区市采访了解到，在城市打工的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基本在1200元至4000元的幅度内，根据工种、劳动强度不同有所差别。而以当前的物价水平和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看，打工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数字”上不太好看的“普遍富裕”

　　在沿海地区采访时，本刊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天津、青岛等一些发达地区，大企业多，但老百姓收入水平低，而且还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而在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中山等地，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企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青壮年劳动力充分就业，遍地都是小老板。

　　本刊记者走访浙江省宁海县了解到，去年该县西店镇人均收入2万元左右，全镇1000万元以上财产的家庭在100户以上。

　　“百姓富起来，创业是关键。在西店镇，年轻人如果问‘你在干什么’，意思是问你在办什么厂、做什么生意，打工，对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是‘丢人’的事情、无能的表现。”西店镇镇长庞建宏告诉本刊记者，全镇仅有户籍人口4万多人，但登记的工业企业有1600多家，还不包括三产工商户2000家，主要从事文具、模具、小家电等行业，很多人都是借了xxx，进行早期创业。

　　在上海市，打工者与创业者的生活境况差距甚远。来自安徽六安的李杰斌在上海做家具安装工，现在一个月收入只有1500元，包吃包住，打工2年，收入低得只能保证温饱，而且涨工资的可能性也不大。

　　他说：“我现在工作基本上是{yt}10个小时，公司为了减少开支，送货、安装都是我一个人，现在不光是没钱花，就是有钱我也没时间花。过了今年，如果找不到好一点的工作，我就回老家去做小生意。”

　　1995年从河南来上海的孙剑已经步入“中等收入群体”。他说：“来上海工作15年了，刚开始打工一个月挣400元，我觉得打工永远都富不了，所以就自己单干跑运输，我现在年收入已经达到30万到40万元，拥有3辆货车，雇用了6名驾驶员。我现在全家都生活在上海。”

　　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80后”都不缺乏创业激情。但目前，城市创业成功率只有5%，农村创业成功的比例更低。

　　“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现状是一些地方‘大河有水小河干’。”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地方政府应当富民优先，浙江的居民存款明显高于广东和江苏，就是因为浙江推行的是富民经济的道路。发展到今天，发达地区更要注重百姓富裕，百姓收入的提高。”

　　在广东省中山市，城乡差距是1:1.8，民营经济对当地百姓的致富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山市宣传部长丘树宏说：“过去，地方政府考核盯着GDP，像中山这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就不太好看，因为‘普遍富裕’就没有‘亮点’，干部压力大，上级不喜欢。但这样的地方，中小企业多，小老板多，老百姓真正富裕起来了。”

　　本刊记者采访一些地区基层政府时发现，当地干部的奖金根据招商引资额、财政收入排名等业绩来计算，但没有“提高居民收入”这一项奖励。□沈锡权 贾远琨 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