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样本】

大旱之后是水战

水资源的合理分配、综合利用，不应是一场弱肉强食的“战争”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彩云之南，江河密布。

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元江(红河)水系、澜沧江(湄公河)水系、怒江(萨尔温江)水系、伊洛瓦底江水系等六大水系或发源于云南或流经云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水资源丰富的省份，仍不免遭遇“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的重创——大地龟裂、河流干涸、树木焦枯、农作物绝产、人畜饮水困难。而下游邻国的指责声则再度蜂起。

《中国企业家》记者在云南一周，遍访当地水利部门、文山州等重灾区以及澜沧江流域工矿企业和农户，发现，天灾所带出的，是一场围绕水利设施投入的争夺战和水资源野蛮利用、无序开发的掠夺战。而这场由来已久的“水战争”无疑加剧了天灾的危害程度。

“三农”缺水

3月30日凌晨，到达昆明巫家坝机场，仍见导游挥舞小旗，招呼游客。后来才知道，那些去城市景点、住星级酒店的游人，几乎不会受旱灾的任何影响—城市居民集中供水，一切如常。树木依然是春天蓬勃的新绿，各色花儿也照旧是清明前的明媚鲜妍。清晨的道路甚至仍然洒过水，花坛里的绿化树木，也都浇过水—土是湿的。出租司机很自豪地说，“我们是云南省会，怎么会不正常供水?”

就在记者以为旱灾不如想象中严重时，后面六天的采访证明，旱灾{zd0}的承受者是农村、农民和农业。缺水，对“三农”，是让人窒息的沉重。

4月2日，从昆明飞抵与越南毗邻的旱灾重灾区之一的文山州。立见与昆明截然不同的景象—山上的松树都已枯死。山间梯田，土地已经龟裂。本应种水稻秧苗的土地，去年秋收后，就再没有耕种过，土地上仍留着秋天的稻茬。比水稻更耐旱一点的甘蔗，长到一人高后，也枯死。本应是七彩的云南、含黛的春山，变作连绵的枯黄。

一同从昆明飞文山的邻座是一位药商，自言到文山“看”三七。三七是一种中药药材，使用三七为原料生产的中成药品种逾300个，而全国近97%的三七均产自云南文山。因为干旱，加之药商囤积，三七的价格已经从去年的每公斤70元上涨到如今的440元。

因为干旱，农民种植三七的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在文山州砚山县砚东市场边一位被称为“砚山首富”的胡姓农民，还在坚持种三七，但坚持的成本是巨大的—每个月给三七浇3-4次水，每次浇水成本是3-4万元。在砚山，水已经卖到80-100元/立方米，是两个月前昆明城市生活用水价格的80倍。正常年份，三七的亩产量也不过100公斤左右。

没有更多人敢于冒风险去买贵如油的水去浇地。绝大部分农民，还没到成熟季节，就把三七提前挖掉卖了。金融危机后，国家“四万亿”投资，云南争取到一些公路建设项目，很多地方正在修路，漫天尘土里，无地可种、无所事事的农民无聊地围观挖土机作业。

牲畜也要喝水。30岁的王启仙，一个月前，终于卖掉了她养的6头猪，到砚山县城烟草酒店做服务员。丈夫王俊在砚山县干河张小法都克寨当小学老师。12年的代课教师生涯，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20元。王俊所在的寨子从大年初二就断水了。有人运水到寨子卖，他的工资，只够买1.5立方米的水。

王启仙的大哥王启洪，正常年份，一家一年种地纯收入2000元。今年因为干旱，无法耕种，从来没有离开土地的大哥，过完年，终于离开土地，到广东打工。其实，除种地外，他别无谋生技能。

王启仙母亲所在的砚山县者腊乡公革村，因为政府建“小康示范村”，由政府出资，村里每家每户都修了水窖，并不缺水。但砚山县的“小康示范村”屈指可数。全县45万人口，有28万人出现饮水困难。2万从前以种地为生的劳动力，为能够喝上水、赚钱补贴家里买水，外出打工。

文山不是云南农村、农业、农民缺水的孤例。

从大理出发到宾川县—云南水果、蔬菜主产地之一，号称“中国柑桔之乡”、“中国葡萄之乡”。宾川境内的桑园河，为金沙江一级支流，已经断流。

刚过大理机杨，就看到一对农民夫妇用卡车装着五个大的铁皮油罐装水运到山脚下。又从铁皮油罐里接水到塑料桶，背到身上，上山去浇柑橘树。他们要赶在日落前，来回上山下山数十趟，把自己家的柑橘树都浇完。

在村口树荫下下象棋的川城镇大罗城村60岁的农民于孝宗回忆，村里的排灌设施还是1979年集体建的，此后32年，村里再没有修过任何集体水利设施。现在农民只能靠各家各户自己投入打井，以解决饮水和灌溉问题。村里打水井，有时候打下去10多米都没有水。种葡萄的人家，需要把水井打到40、50米，甚至100多米深，才能保证葡萄的灌溉。打井一圈(一米)成本是150元。一口深井的成本已经超过一万元。

宾居镇龙口大队戴着墨镜在地里干活的90后农民李志说，这次旱灾，县里来过推广滴灌技术的，但是只来了一次，就再也没有来过。

砚山县县委书记马志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几年，县委县政府申报了大型灌区项目—总投资3.8亿，灌溉面积32万亩;全县规划了30万口水窖，一个水窖可以储存30立方米水，初步算就要十几个亿，县里正向上面争取资金支持;同时，争取国家三区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马志山认为，“把这三个项目争取下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大的水网。再遇到这样的旱情，老百姓就可以保证正常的生产生活。”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也直言，这次大旱，“西南地区水利设施建设不足、投资不够、普遍缺失是主要矛盾。过去投资不够，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遇到今年这样的大旱，必然遭受损失。呼吁国家加大对西南地区农业的投资，特别是水利设施、农业灌溉设施的投资，同时，农民基本生活储水设施要加强。”

可是，为什么可以保证“正常生产生活”的农村水利项目，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得以投资兴建?

“云南县级以上的城市，都有饮用水源水库，并且基本上能够维持到5月雨季到来。所以这次干旱，还没听说哪个城市缺水了。”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指出。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农业不如工业，农村不如城市受重视。如今的大旱，不过是让那些对“三农”投入的历史欠账裸露得更难看。

污染与反污染之战

如果说水利投入向城市倾斜，农村水利投入不足，造成农村、农民、农业饱受旱灾之苦的话，那么，野蛮工业化造成的污染，更加剧了水资源的稀缺性。而农民在这场“战争”中，有的也不自觉地扮演了“崽卖爷田”的尴尬角色。

3月31日，从文山州文山县出发，沿盘龙河顺流而下，到麻栗坡县。盘龙河属红河流域元江水系，流经云南省文山州的文山、西畴、马关三县，{zh1}出境流入越南。

文山州下辖8个县，均为{gjj}贫困县，但是小县城的街道上不时可以看见奔驰、凯迪拉克、路虎等豪车，恍然山西县城。车主绝大多数都是矿主。

文山州矿产资源丰富，现已发现和探明的矿产有11类70余种、670个矿点，其中铟、锡、锑的储量分别居全国{dy}、第二、第三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为3000亿元以上。

在云南，一座水电站的建成投产，往往被认为是开了一台印钞机，但地方百姓公认采矿比水电更暴利。地方政府叫停过对于矿产资源的私采滥挖，但沿盘龙江顺流而下，轻易即可以观察到水流不断变化着颜色，一会儿是清洌见底的水，一会儿又变成浑浊得恍若黄河的水，又一会儿又变成蓝色、褐色……几乎每五、六公里路上，就有一个采矿、洗矿点。显然，这些小的采矿点还在生产中。

据介绍，在麻栗坡县握有正式批文的采矿点只有三家，但《中国企业家》记者一路观察到的采矿点已超过30家。知情人士透露，在麻栗坡县采矿点有数百家之多。大多数采矿点为个体经营，在开采、洗选矿过程中罔顾环境保护，造成大量固体废弃物随意堆放，废水直排河流，由此产生的事故很多—

文山州斗南锰矿在嘎科村开采矿石剥离的废土由于无序排放，汛期被山洪冲刷，造成下游村寨84亩耕地毁坏，无法耕种;文山小街腰店选矿厂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给下游及邻县的8个村寨近百亩农田造成危害，部分农田出现板结、粮食减产……

紫金矿业旗下子公司紫金钨业集团于两年前开始充当麻栗坡县十多家矿业企业的整合者，规划中的生产能力是5000-10000吨。紫金钨业集团旗下金荣公司副总经理江金发是客家人，穿白衬衣，不同于矿老板，他更像是一个勤勉的职业经理人。

江金发介绍，紫金钨业注册资本10亿元，两年已投入20多亿。江否认了村民们关于采矿企业污染水源的说法。相反，他认为水污染正是村民自己的盗采行为引起的。“以前偷盗现象严重，水土流失很厉害。因为盘龙河流到越南，所以经常引起国际争端(4年前，越南曾将流域污染问题反映到联合国)。为此，国务院、省、州、县多次进行整治。现在水土流失这一块，好多了。”

紫金钨业集团在麻栗坡投资1亿多元建尾矿库，以防止尾矿污染河流。尽管江金发一再表示紫金矿业是上市公司，注重企业社会责任、注重环保，然而，返程归途中，记者还是注意紫金钨业呈蓝色的沉淀池即将注满。同行的文山州水利工程人员感叹了两遍，“这个，只要一下雨，就全冲到下面去了。”沉淀池下游30公里，就是越南。

不仅是污染，还有与农争水的问题。紫金钨业附近的村民吴国才说：“开矿，天又干，水都用来选矿了，种田种不了。”

在云南，紫金矿业不独有钨矿，还有金矿、铜矿、铅锌等诸多子公司。矿产资源开发以外，随着经济发展，工业项目也在逐年增加，由于布局不合理，环保监管力度不够，老回龙铁选厂、老回龙摆衣寨xx厂均对流域水质产生过不良影响。

《中国企业家》记者在盘龙河所见，只是云南六大水系之一元江水系的一小段。相对矿产资源丰富、水资源丰富的云南而言，却不无代表性。记者了解到，比文山盘龙江工业污染更严重的是2009年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涉砷生产三年，“未批先建”，加之防渗漏、防流失、防扬尘“三防”措施不到位，致使含砷废水透到地下水，进而污染阳宗海。造成了周边2.6万人没有安全饮水，上千名靠渔业为生的渔民被迫上岸，没有生活来源。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认为：“采矿，包括发展工业，与保护水源之间，并没有矛盾。目前问题主要还是矿产开发方式、工业生产方式太落后。同时，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节能减排、监管执法这些事都没做到位。地方政府要承担责任。”

水电?水害?

水利投入欠账、工矿企业污染，这些似乎还不算什么，比云南更甚者有之。

在云南一周的采访，所见水流之上，最强硬、最剽悍的是星罗棋布的水电站，它们的强硬与彪悍引来更为广泛的关注与指责。虽然过度水电开发与大旱的因果关系还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想，但包括农业在内的其它产业受到的冲击和挤压却是显而易见的。

4月1日午后，到达西双版纳景洪，亚热带气候的城市，阳光鲜亮。“老大桥”桥下日夜流淌不息的就是被誉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澜沧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出境后称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五国，在越南胡志明市注入南海。

因为大旱，水流量太小，原来船只往来穿梭的河流，已经看不到任何船只。走过“老大桥”就到了华能景洪电站门口。门口标语牌上醒目地写着不许带照相机入内。不过在4月5日湄公河委员会国际会议之后，中国的这些水电站将向湄公河流域其它国家开放—澜沧江下游国家一直认为是中国的水电站建设导致了下游国家的旱灾。

华能景洪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75万千瓦。按照澜沧江流域水电开发规划方案，澜沧江中上游包括古水、乌弄龙、里底等8座水电站;中下游为功果桥、小湾、漫湾、大朝山、糯扎渡、景洪和橄榄坝水电站。澜沧江流域上中下游布点的15座梯级电站，华能集团均参与开发建设，2580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相当于1.4个三峡电站。到2020年，华能澜沧江公司将成为仅次于长江三峡总公司的第二大水电开发经营公司。

西南地区占中国水电资源70%以上。云南省水电资源主要集中在三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理论蕴藏量1.04亿千瓦，经济可开发量9795万千瓦，集中在三江干流水电经济可开发量占云南全省的82.5%。与澜沧江相似，金沙江规划兴建梯级电站12座。长江三峡总公司开发建设了向家坝、奚落渡、百鹤滩、乌东德4座大型水力发电站。4座水电站的设计发电能力已经超过两座三峡。

干流水电资源被五大电力公司圈占完毕。干流之外的支流上，水电资源则被广东、福建、浙江的民营资本以及地方国有企业开发殆尽。仍以文山州为例，全州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342.72万千瓦，可开发量为203.88万千瓦，共规划开发175个梯级电站，已开发89个梯级电站，正在开发22个梯级电站。

云南江河之上密布的梯极开发的水电站，对航运、农业都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云南两条{zd0}的水系上，澜沧江上，景洪电站以上不通航;金沙江上，向家坝电站以上不通航。原因是建水电站的时候，没有预留过船设施。”中国澜沧江海事局、云南省航务管理局、云南省地方海事局三块牌子，一套班子。老家在重庆丰都的瘦小的副局长秦宗模是个喜欢直言的人。为此，他也会被别人开玩笑称，“40岁的人了，还是不成熟。”

没有过船设施的一个又一个的梯级水电站之间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封闭的水库。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曾考虑50%的铁矿石都从越南进口，2年内运量达120万吨，3年运量达到300万吨。走水路应该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现在，畅通的水路运输成为难题。

在秦宗模看来，云南的航运还有更为重要的战略功能。“中国西南直航经过云南再到缅甸，从缅甸仰光出海，就进入印度洋。中国现在大量的海运都是从太平洋绕过好望角、马六甲，环境比较复杂，有安全问题，在印度洋航行，可减少安全问题，同时，可以缩短3000公里左右航程。”

但是，这条航运路径的实现，也许已xx可能。“碍航大坝国家已提出要复航，因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后，沿江的工业产业发展，要通过水路来运输。但现在复航非常困难，大坝两岸都是陡峭的高山，推倒重来，投资巨大。”秦宗模分析，投资数百亿建大坝的时候，建过船设施的成本在10多亿。但是，未建过船设施的碍航大坝复航，成本远远高于此，所以经过经济可行性分析，结论只能是“复航”不可行。

“决策的时候应该看到长远发展，审批的时候应该统筹规划—不能不给子孙后代留一条水运通道。”秦宗模的观点是明确的，“水资源是国家的、世界的，不是哪个部门的，更不是哪个企业的。不能牺牲一部分的利益来获取另一部分的{zd0}利益。”

被水电牺牲的不止于航运，甚至还有最基本的农业灌溉功能。

“云南澜沧江上的大型水电站，从景洪电站到漫湾电站、大朝山电站，均无灌溉功能。小湾电站蓄水量近300亿立方米，也没有灌溉功能。而一个大型电站附加灌溉功能，只增加2%-3%成本。”于晓刚指出，“云南的水电站几乎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发电。对周边的农业用水，老百姓饮用水都没有照顾到。”于同时认为，水资源的发电功能和灌溉功能间是有矛盾的。“冬天干旱时应该把水用来灌溉，水电公司，因为电力紧张，会想办法发电。夏天降雨多的时候，才把水用来灌溉，但这时土地并不需要灌溉。”

受水电影响的还有难以量化的环境。

于晓刚认为，大型的水库，破坏了江河的时间和空间的流量，流量改变了时间的流量，长远地看，肯定会对流域生态产生影响。

“水电开发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逆性、累加性、系统性的特点。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还会引起所在流域和区域相关的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导致部分功能改变或者丧失。同时，水库能够诱发浅层地震已经是地质部门的共识。”邵秉仁认为，“西南是地震、地质灾害高发区，修建高坝大库，水电站一定要格外慎重。一旦遭到地震溃坝，后果不堪设想。”

“建水库的时候要给下游留一定的生态流量。修水电站或者水库的时候，不是仅仅考虑国民经济的电力需求，而且也要考虑生态环境的问题。”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教授谢新民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认为，国外水电建设{zd0}的经验教训就是，建设水电站时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要求。

我国《水法》规定，水电专业规划必须服从流域规划。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应该保障流域防洪、灌溉、供水、发电、航运、生态、环境等8个功能的实现。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严重滞后，长江流域综合规划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由于流域规划滞后，普遍存在以水电专业规划带动综合性规划，按照水电专业规划目前长江流域水资源已经被基本分割完毕，很少考虑到农业用水，群众生活用水需要，更谈不上对环境的生态保护。

“在西南地区水利设施普遍缺失的条件下，一旦遇到干旱，给群众生活和农业生产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危害，这次干旱给我们的教训很是深刻。”邵秉仁表示。

【商道】

当企业遭遇“旱灾门”

如可口可乐在印度的遭遇，这次西南大旱，应当成为中国企业“水资源战略”意识觉醒的契机

文 | 本刊记者 孙欣

这是一个意外吗?

受云南大旱影响，中国第四大啤酒企业金星啤酒去年底刚刚在西双版纳建成投产的第17座工厂，经常因为水压低而被迫暂停生产线。据悉，旱区地方政府已经要求许多没有科技含量、耗水量大的中小酒厂停产。

号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资源，或许至今仍未成为大多数企业用水大户战略考量的必要因素，但是面对大旱，顿时无语。

目前，有关企业的“水资源战略”，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我们可以理解为企业将水资源视为战略制定的要素之一，从战略高度进行水资源管理。其内容包括节水、提高用水效率、污水处理、对区域水环境的补充及公益宣传。

跨国饮料巨头可口可乐5年前也遭遇过“旱灾门”。2005年，受干旱困扰的印度人，认定是可口可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水资源短缺;印度的环保组织也表示，可口可乐工业废水的排放对某些地区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可口可乐因此被迫关闭了某些灌装工厂。之后，几千名印度人示威游行，要求可口可乐关闭各地的罐装工厂。印度大学生还发起了禁止可口可乐的自动售货机进入校园的活动。

那场“噩梦”给可口可乐高层极大的冲击—在人们心中，水资源枯竭与可口可乐的关系竟变得到如此紧密，以致威胁到其在一方市场的生存问题。而根据世界水资源委员会预测，到2025年，约有40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50%，将生活在“水供应极度紧张”的地区。对用水大户可口可乐来说，印度的尴尬遭遇决不可能是孤例。

企业从自身经济效益出发的节水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但对于工厂围墙外的水资源保护，缺乏足够的动力，而这正是环保主义者、社区居民关心的重点。印度危机后，一直仅重视在生产环节节水增效的可口可乐，终于决定拓宽视野，关注更大范围的供水情况和水资源保护。他们请来了原先任职于美国救援总署的杰夫西布莱特，帮助内部员工理解淡水资源状况、含水层枯竭、成本上升的风险和水源竞争的加剧等问题。

一开始，杰夫西布莱特有些沮丧，堆满桌子的文件中，看不出任何关于水资源的战略指向，而让一家大公司不同岗位、不同地区的人员，都关注水资源管理，更是极其复杂。许多人表示了不理解和事不关己。不少员工认为只要是市政供水就有保障，根本无法也无需调查清楚当地政府是如何得到水的。

可口可乐实现水资源战略的核心，便是让所有员工都参与其中，互相发生联系，使协同作用在整个体系中出现。为此，他们在全球875家装瓶厂中做调查问卷，每家调查都耗时近10小时。水资源小组还在6个月的时间里组织了30场研讨会，全球23家子公司各一场，再加上7家关键装瓶厂。

这个过程中，公司高层最为关注的战略视角逐渐形成，它包含四方面：优秀的运营、了解流域状况、社会与社区环境以及在全球舞台上倡导水资源保护。其水资源战略，以“水足迹”为核心理念。水足迹概念最早由荷兰学者阿尔杰恩在2002年提出，即总体用水量。企业的水足迹包括产品配料的用水。

“水足迹”的视角，让可口可乐将自己和各环节的供应商、合作伙伴看成一个整体，原先简单的节水增效，提升为整个价值链的水资源集成管理。

同时，可口可乐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加强了合作。由后者帮助提供研究生态系统和流域问题上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可口可乐最终做出相关决策。可想而知，也包括哪些地区适合可口可乐建立装瓶厂，不易引起水纠纷。

例如，可口可乐资助世界自然基金会研究湄公河某个河口的鲶鱼。双方的交流相当有趣，自然基金会的人谈的是计划在某个流域做的项目，可口可乐的人则谈在该地区的业务增长。然后，双方明确几件可以一起做的事。一家在可口可乐供职25年的装瓶厂经理曾表示，“以往，可口可乐从不鼓励我们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这类外部公众组织打交道，曝光太多可不是件好事。”

2007年，时任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内维尔·艾斯戴尔(E. Neville Isdell)在联合国全球契约高峰会议上做出上述承诺，“可口可乐公司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必须是，我们的经营不能导致从一个水源抽走的水，大于我们补充进去的水。”

与此同时，可口可乐中国区也接收到了由此衍生出的三条指令：减少饮料生产中的用水，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循环利用饮料生产过程中的用水，以及通过在当地开展相关项目补充社区及大自然的水量。

根据可口可乐中国区提供的数据，可口可乐中国系统2008年比2007年用水效率提高了9.4%;节约用水16亿升。在中国的许多工厂投资超过800万元添置水回收和净化设备，处理过的污水可达到养殖鱼类的标准，避免了对当地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可口可乐中国区还连续几年发起“留住一桶水”的公益活动。

这仅仅是一系列提升公众美誉度的公益活动吗?显然不是，系统的水资源战略对其财务报表的提升作用，或许才是支持可口可乐改良的最根本动力。

近年来，建立水资源战略的跨国巨头逐渐增多。例如啤酒行业中的xx，英博啤酒集团和南非啤酒集团SAB。英博实行了环境管理绩效考核，考核对象在2008年扩展到其全球152家工厂。而在SAB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金字塔”中，水资源被排到金字塔的最上层，由全球总部直接负责—而能源、调查犯罪等仅需区域市场关注。SAB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到2015年，每百升啤酒的用水量减少25%。

但在中国，水资源战略的落地仍然不容乐观。一方面，相对低廉的工业水价，让企业主很容易忽视用水成本。另一方面，平均寿命只有3年的中国企业，受限于资金、设备和技术，大部分连节水都做不到，更何况实现“水资源战略”。而污水处理、与社区水量的互动等，更是回报期较长的投资，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大多数中小企业都会选择逃避。

而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配置室主任谢新民看来，虽然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水资源战略”，但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必须要走节水型企业的道路，尤其在水资源比较紧缺的地方，要用先进的工艺来减少对水的需求，这也是水资源战略最基础的一步。

据金星啤酒景洪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宏伟介绍，金星啤酒使用过的水全部经过污水处理站，重点对其中的氮磷化合物进行处理，继而充分利用，包括用于冲厕所、煤厂使用，以及草坪灌溉。剩下的部分经市管网、市污水处理厂，排到澜沧江。

如可口可乐在印度的遭遇，这次西南大旱，应当成为中国企业“水资源战略”觉醒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