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长陈德铭在《建设性地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一文中说，目前中国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１．７７％，应该说非常非常低。富士康是一家台资企业，在２００９年的《财富》排名中列全球第１０９位，出口总额约占中国大陆的４％，这家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还是不少的，但都是根据上线要求被动研发，属于主动创新的很少，因此，究其本质，富士康还是一家代工企业，这种属性决定了其利润率不高。为了维护企业利润和台方高管的高工资，压力就尽情下传了。按说富士康员工的工资也不算很低，它下传的压力是体力和心理上的，即超出法规允许的劳动强度和对员工尊严的蔑视，富士康因此被一些人称为“血汗工厂”。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有句名言叫“非效率的民主主义，不如合理的集权主义”，坦率地说，这种思想也是我价值取向的重要来源之一，郭台铭成功的奥秘也在这里，进一步说，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或许还是中国维持高速发展的希望所在。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模式”，我不喜欢用这个词，因为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只有结构调整成功并能持续发展后才能尝试用这个词。

　　和众多外资企业一样，富士康也是冲着大陆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来的，一同过来的还有郭台铭带来的台方亲信高管。当他将这种企业文化贯彻到亲信高管身上时，一切顺利，资方和高管不但有密切的利益关系，还有相互之间充分的信任与感情，如果被老大哥打骂，众亲信会理解为不是亲就是爱，不会怀疑也没必要怀疑，况且郭台铭是优秀的商人，不是什么坏人，问题出在后续的下传中。粗略估计，这种企业文化一直能顺利传递到企业中层，到了非亲信一级的管理者，尽管由企业的利润要求而产生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一方面高收入会代偿部分压力，另一方面，他们都有下家供转嫁压力。

　　压力传递的进程过了中层以后，郭老大倡导的企业文化开始走样，“合理”和“集权”开始快速此消彼长，越往下传，“合理”的成分越少，“集权”的成分越多，到了{zd2}层员工，“合理”荡然无存，只剩下“集权”——或许用“霸权”更合适，越接近底层的工作压力越大，也越来越霸道，他们毫不留情地将自己受到的压力往更下层传递，这时候，各种严苛甚至稀奇古怪的条例和做法应运而生，从超出法规允许的加班时间到钓鱼执法无所不包，工人们被训练成了企业的机器，倒班的工人不会得到足够的收入以代偿受到的苛刻要求，因为公司利润就是通过剥削他们产生的。现在不用“剥削”这个词了，但它是客观现实。

　　在富士康厂内，通常是早上７点半进厂，晚上７点半出厂，除了中午有１个小时的午饭和休息时间外，事实上就只剩下１０分钟上厕所的时间，其余的时间都是绷紧神经干活，一个人干两个人工作在厂内是普遍现象。最让普工们感受到精神压力的是“陷阱测试”，“线长和管理人员经常会在你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从你的桌子上拿走一个半成品，如果你没发现，那又要受处罚了。”

　　每天有上千的员工因忍受不了而离开，当然，中国的劳动力有充分的冗余，并不是所有应聘的人都了解里面的工作环境之残酷，所以每天有相应数量的员工补充进去。继续留下的，主要是出于两种考虑：对没什么技术专长的人来说，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对于技术人员，由于公司出于对技术保密的考虑，工艺分解得很细，时间长了，除了分配给你的那份差事外其余的啥也不会，只能继续依赖该公司。

　　富士康企业文化对员工尊严的蔑视，严酷的工作环境造成的心里紧张，长时间工作产生的疲劳，使得工友们没有精力从事除机械性劳动之外的其他事情，比如说社会交往，甚至同处一室的工友也互不熟悉，彻底压垮他们只需要一根稻草。光是深圳富士康就提供了４０万个工作岗位，这是国家的无奈，政府规定{zd1}工资，老板会设法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上打擦边球，不愿干没关系，想进来的人正排着长队。

　　我一点也看不出富士康请来五台山法师能解决公司的什么问题，建立独立工会也不能解决问题，民主、民生、人权，统统得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客观地评价“中国制造”，目前整体上还处于代工阶段，中国是贸易大国，不是贸易强国，贸易强国要以出口利润率体现，和顺差逆差没有关系，低利润率前提下保持贸易顺差原因只有一个：剥削工人。知识产权意识的薄弱和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全线崩溃，才是九连跳的经济基础。低利润率的代工企业，只会逐级尽情向下传递压力，传到{zd2}层的工友时再也传不下去，此时，抗压能力差一些的，只要一阵风就能将他从７楼楼顶上吹下去。如果境内企业利润率高，企业各级员工承受的压力会小一些，而且高收入能部分代偿严酷的工作环境，高利润企业多了，员工的选择余地大了，也有利于工作环境的改善。

　　逐级向下尽情传递压力是中国的社会现象。身份改变后就媚上欺下，这种人有多少你只要将眼睛左扫描３０度右扫描３０度就明白，用不着扭动颈脖子。削尖脑袋往上挤，一为捞油水，二为驱使人，那种威风凛凛的感觉很爽。应该说，压力下传是一种自然状态，逆转是不切实际的，不自然的是绞尽脑汁一点不留，而且以此为荣。如果将这种现象定义为文化现象，那么，改变这种文化现象，再说清楚一点就是社会各阶层的人负担起属于各自的责任而不是尽情往下传递，这个题目太大了，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出结果，因此，我们还是挑一些更具体的说说。

　　知识产权意识薄弱，源于中国科学文化的极度匮乏。中国现在的富豪不少了，有几个是靠科学技术致富的？两个字：罕见。作为{dy}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取得的经济利益，与倒买倒卖、贪污腐败和眼球经济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文理分科后，你不能指望那些本来就对数理化没有任何兴趣的文人弘扬科学文化，他们中的很多人最感兴趣的是“启蒙大众”，或者两派价值观迥异的文人互相歧视，恨只恨刻薄的言辞不够用。由于其中一方或双方轮流不遵守应有的游戏规则——比如逻辑，争到牙齿出血也没有任何结果，没有结果的结果就是互吐唾沫，择日再战，如此循环往复。中国的文人中也有懂科学或敬科学的，就是太少。理科的人应该具备一定的人文知识，同理，文科的人也应该具备一些科学常识，如果让我说透点，那就是高中不分文理大学才分。很多知识个人不一定用得上，但它会对思维方式产生作用。美国很多畅销书和电影大片是建立在科学知识上的成功，中国这方面差太远了。政策引导加上教育改革，才能在中国营造良好的科学文化。中央的调结构调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减少贴牌和增加创新。

　　国际商品定价权的全线崩溃，说的是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降价。这其中的原因，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两点：１、刮风和跟风；２、缺乏团队精神。刮风指的是各级领导层，这点大家都知道，不用细说。跟风就是跟着风向走，你买什么我也买什么，人家摸准了你这个脾气，在判定中国将要买什么以后提前在国际市场上买下来再高价倒给你，大宗商品基本上是这样。你卖什么我也卖什么，互相压价，其实所卖的是人家的必需品，只要抱起团来咬死价格，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比如稀土。

　　整体而言，上线的人应该比下线的人办法更多，起码应该将属于自己的责任截下来，而不是尽可能地下传，简单地说，除了一定的全局观念，剩下的就是协调好直接的上下线关系，别动不动就走极端，凡事都简单地归结为政治体制，凡压力都全部推给下线，唯独没有自己什么事。压力尽情逐级下传，平时不太容易发现问题，关键时候要出大事的，这点在富士康那里最容易看清楚，富士康工作环境的严酷不是始于今日，但它能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金融危机一来，利润率更低了，由此增加的压力逐级尽情下传到{zd2}层的员工，他们没有下线不能再下传，结果就xx了。

　　夏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