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饥饿让华北大地上一向安分的农民恐慌起来。而官府的腐败、外族的欺凌、命运的糟践，生存的困境，一股脑地混杂在一起，使得这个民族xxx的本能情绪在他们身上突然爆发。

■《看历史》记者 刘永峰

平原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离省会济南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110年前，朱红灯所领导的平原起义是被几乎所有的义和团书籍都大书特书过的。然而，当我们来到山东平原之后，却发现始终很难找到关于那段历史所应该留有的纪念或是痕迹。

我们所见到的平原县城，除了春天时常有的大风之外，一切都那么平静、迂缓，人们的表情里则显出和顺，这都很难跟一百多年前那些狂暴的情绪联系到一起。

但可以确定的是，从1899年的那个秋天开始，就在今天县政府的位置（原清朝县衙旧址），一位叫蒋楷的县令，连日里则是惴惴不安，因为一些村庄接连不断出现的乱子越来越无法控制了。（《看历史》2010-05-24》）

风暴前的平静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开始，骚乱在山东省的各个地方蔓延。在鲁南地区，德国已经占领日照几月之久，冲突不断，长久积累下来的教案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在鲁西南，除了去年的大水在边境地区造成乱匪活动猖獗之外，一些对德国及其传教士的狂妄行为感到愤怒的群众，纷纷加入反抗洋教、教民的活动中来，他们被组织在一个叫“红拳”的武术团体之中，纵火、抢劫教民、攻击教堂。尤其济宁、嘉祥、曹州等地，民间云集响应、来势汹汹，被洋人和教民称之为死灰复燃的“大刀会”暴乱。

也是在这个时候，蒋楷来到鲁西北的平原县开始履行他的新职务——平原县令。在那个教案频发的时代，他或许会为平原县境内“并无西式教堂，教民不多”而感到欣慰，与鲁西南相比又无那么猖獗的盗匪，这些都是可以避免酿成大乱的有利条件。而事实也是，直到这年夏天之前，与外面的动乱纷纷相比，他的治下都还是那么的平静。

蒋楷上任的前几个月内，民间有过些小的冲突，也在这位知县宽容的手段下平息了。根据他后来在《平原拳匪纪事》一书中的记述，四月初，一位来自禹城的传教士写信向蒋楷控告，县内的一位武生张泽，将自己入教的侄子张安业打了，蒋楷因知张安业向来凶狠蛮横，为乡民不齿，也就没有理睬。后来，这位传教士坚持处理此事，蒋楷于是前去调查，发现损失根本不似教民所报的严重，遂由官府拿钱作出补偿。传教士又言县内另一位武生王志邦实为拳民首领，蒋楷于是将王的儿子叫来，嘱咐了一番道理，让他醒悟后，回去说给父亲。

也许在蒋楷所提及的案例之外，当日的平原还有另外的纠纷，但蒋楷在民教矛盾上的态度无疑已经是一清二楚了。这位曾在鲁西南地区为官，并经历过教案风波的知县，深知百姓以教案泄愤，而洋人反过来就以教案启衅。一旦教案一起，不仅不会给教民造成损害，反而会有更多的教堂在在事后建立起来。因而，蒋楷来到平原后，往往两不弹压，居间调节，未见有任何严厉的措施。他称自己办案，“官不笞一人，民不费一钱”。

然而，就在蒋楷如此谨小慎微地处理着县内的纠纷，并且庆幸没有造成更大乱子的时候，不安的因素也在潜滋暗长之中了。（《看历史》2010-05-24》）

由农民到拳民

1960年代，山东大学曾做过一次口述历史调查。这些调查资料显示了义和团拳民的来源非常复杂，不仅有很多穷苦农民和雇农，也有大量富足殷实的人家。

尽管经济上他们的面貌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不对社会秩序构成大的威胁。一位山东知府曾说：“所习者多农家子弟、且有读书小康之家，并非尽无赖匪徒”。而明恩溥——这位当时还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则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这样描述他所见到中国农民：“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人属于老实一类，社会因此得以安宁。”

而在鲁西北，就是这样一些安分老实的人群，在1899年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已被命运逼到了极为艰难的境地。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黄河也一直是种威胁。1855年，黄河改道北行，在鲁西北洪水横流，民不聊生。乾隆年间的《平原县志》里记载了清初一百年里这里的自然灾害情况，平均三年就遇灾一次。在鲁西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里，农业生产xx依赖老天捉摸不透的脾气。

据《山东省志》记载：1898年秋，山东遭受特大洪灾，农历六、七月间，黄河在山东决溢10余处，44县遭受特大洪灾。对于这块长期处于灾难边缘的土地来说，那次大水无疑是火上浇油。

“大水之后的疾病流行，特别是霍乱的流行，使得以看病行医为其主要活动之一的神拳得到了一展才华的绝好机会。当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与这场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结合在起来时，它为民众运动的兴起、为人们要逃离现实苦难的愿望提供了滋生环境。而神拳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某种希望。”（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如果说是洪水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环境产生了一种绝望和愤怒的话，那么不断增长的教会势力以及一些教民的不端行为，则为排遣这种绝望和愤怒提供了一个发泄口。

作为县令，蒋楷并非不清楚民间蓄积的这股愤懑之情。他曾明白地提及，“教民多无赖”，并警示说，如今这些平民看似和顺，但“一遇激煽，如水之奔壑、火之燎原也”。因此，他对这些平民有组织的练拳活动，并没有过分的压制，甚至有意将拳民纳入地方民团。

也许是蒋楷的宽大政策给了这些平民以一种暗示，他们更加没有顾忌地练习神拳，“夜聚明散，声势汹汹”，继续他们“替天行道的义举”。（《看历史》2010-05-24》）

开始失控的局面

转眼到了秋天，拳民活动更加普遍。继去年的大水之后，这一年，大旱开始在华北肆虐，整个夏天华北降雨奇缺。明恩溥在《动乱中的中国》一书中写道：“干旱非常严重，受灾范围极广。这是自1878年的大饥荒以来，{dy}次听说冬小麦没有在华北任何地区播种……土地光秃秃的，无法播种。在这种时候，懒散和不安分的人们随时准备铤而走险了。”

在平原，尽管蒋楷一直以来都是极力调停，试图平息民教纠纷，但攻击、抢劫教民的事情更多了。蒋楷面对的困难还远不止此，受到或未受到攻击的教民纷纷向传教士报告着他们遭受的严重伤害，传教士则呈报给法国公使，法国公使再告到总理衙门，当总理衙门拿到这份不知已经被夸张过多少倍的伤亡报告时，又转而再层层下文询问实情。尽管蒋楷在上报给山东巡抚毓贤的电文中，一再申辩县内并无教堂，教民不多，教民依赖着洋人的势力，“动辄诬控”，并告诉巡抚县内平安无事，但事实上，面对越来越多的乱子，他已经手忙脚乱了。况且，平原已经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蒋楷必须要尽快将事端平息下来。

中秋前后，“抢案四起”。在平原县城正南三十里处的地方，有一个并不显眼的村子——前杠子李村，它只有40户人家，却明显地分为三个部分：西李、杨家、和东李。李长水是西李人，有70亩地，家境富裕。

据记载，他为人讲义气，广交朋友，原是武术村社的拳首，并做过几年里长，在附近一带算得上头面人物，后来也练起了神拳。在东李有一个天主教徒李金榜，也是家境小康。因为一些土地的纠纷，他跟李长水已经争吵了好几年。

在1899年中秋节的前两天，李长水跟其他拳民洗劫了正准备过节的李金榜一家。有人说是因为土地上的私人纠纷，有人说是因为作为一个洋教徒，李金榜在村中日益孤立。

一份口述历史调查的资料则谈到，“李金榜在天主教后，对李长水并没有为难”，之所以抢他是因为神拳教内决定的，不是李长水个人的事。尽管这一事件背后的原因已深埋在历史的深处而模糊不清，但是它已经为事态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李金榜告官后，一直以来都在劝导调停的蒋楷，终于想到了派捕役抓捕肇事者的方法。此次事件导致六名拳民被捕。而李长水感觉力量不足以救人，便前往茌平请朱红灯相救。（《看历史》2010-05-24》）

升级的冲突

九月初五，李长水将朱红灯请到了杠子李村。朱红灯本叫小朱子，因为神拳学得好才被叫了朱红灯，他四处流浪，做过小贩、讨过饭，虽不甚高大、满脸麻子，但已是鲁西北地区最为有名的神拳首领了。在朱红灯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神拳拳民的影子，他们大都是一些“穷人、外村人甚至在村内被人看不起的年轻人”。只要不是太笨就有机会成为神拳头目，“这种吸引力与机遇对于很多遭践踏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朱红灯到来当天，便以自己的名义传贴聚众二三百人，第二天聚集的拳民便增加到五六百人。他们随即决定了这样几件事情：朱红灯负责总指挥，李长水协助；继续对富户洋教徒进行清算，强迫教民供给吃喝；抓住两位教民作为释放6个拳民的人质，并要求把抓人的衙役交由他们处置；构筑工事、调集土枪土炮，抓紧备战等等。

九月初七，感到奇祸将至的蒋楷，带领几十名兵勇和衙役来到杠子李村。他见到一身红色装扮的朱红灯，和数百名以头巾裹头，手持大刀长矛的严阵以待的拳民，在杠子李村高举的红色旗帜上并写着“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字样。

交战开始，拳民先都向东南磕头，祈求保佑，然后以一种奇怪的罗圈阵，击退了人数单薄的官兵队伍。经过一些小程度的冲突，义和团在{dy}次与试图镇压他们的官兵的交手中，取得了胜利，蒋楷仓惶逃走。

事到如此，一直对山东巡抚掩饰事态严重性的蒋楷，也准备向济南请求军事援助了。但当地百姓显然不想看到暴力冲突的升级，况且拳民反对的是“为非作歹”的洋教，公共舆论也都站在了拳民一边。杠子李村冲突发生的当日，几位村首和小官吏便接连拜访了蒋楷，劝说不要叫xx过来，并释放6名拳民以求和解。

然而，蒋楷别无选择，他感到事情已无法预料。九月初八日，蒋楷恳请巡抚派兵，不知是否是犹豫不定，他依然“按他平时的拖拉方式”，通过邮差呈送请求。而同{yt}，邻县恩县县令则以蒋楷名义急电求援，他感到若暴乱升级，他将无法保护县内的庞庄教堂，据说这才次朱红灯此次前来的主要打击目标。

而朱红灯绝没有与官府对抗的心思，从其“兴清灭洋”的旗帜便可知晓。他们之所以不停止活动，是因为害怕队伍解散后，洋教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清算，而官府对于洋人从来不敢干涉。为了不再与官府发生冲突，朱红灯带领队伍离开杠子李村，准备去攻击恩县的教堂。

但就在途中，朱红灯得知庞庄的教堂已早由清兵保护，便将队伍转移到平原县西南15里处的森罗殿暂作休整。而就在此时，恩县县令急电所请的xx，也很快到了，并探知了朱红灯的去向。

于是，清朝的官军与扛着“兴清灭洋”旗帜的义和拳在森罗殿遭遇了。为了表明自己与官府所称的乱匪、邪教有所区别，这时朱红灯使用起了“义和团”的名称，自称作‘团’，将他们与正统的乡村自卫组织等同起来。尽管如此，在森罗殿的战斗还是没有避免，当领兵而来的袁士敦接近森罗殿时，朱红灯派人带了书信去迎接他，但袁士敦将这封写满奇怪符号的信函理解成了“战书”，因而向拳民开了火。

尽管团民们号称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但他们终究没能抵挡住火枪的射击，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朱红灯的队伍败下阵来。之后，他们沿着马颊河往西南逃去。（《看历史》2010-05-24》）

“拳祸”蔓延

尽管这是由一系列巧合、误会和阴差阳错而构成的事件，但义和团与官兵在平原县的对抗，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更一步的误会也在产生。暴力冲突发生后，山东巡抚毓贤迅速将粉饰太平的蒋楷革职，xx叙用。但这一事件却在民间被理解为是毓贤替拳民撑腰，惩罚蒋楷的暴力镇压。于是，义和团开始打着毓贤的旗帜四处活动，他们迅速扩散起来。即便不久之后朱红灯的被捕杀害，也没能打断这个病菌一般的组织向外扩张的势头。

干旱是促成义和团运动高涨的又一原因。尽管国外的传教士们一直抱怨中国的农民缺乏信仰，但他们对于土地的依恋、对于天象的反应，却具有宗教一般神秘的敬畏情绪。人们经常把自然灾害看做某些超自然力量对人类错误行为的回应，110年前的历史即是这种情绪又一个强有力的例证。只是在1900年，当外国的侵逼步步加强、中国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人们不再如以前指责皇帝或官员们的胡作非为，而是认定洋人们是造成旱灾的罪魁祸首。

当时，一位传教士就说：“他们所有的求雨活动和祈雨仪式都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他们大为恼火。他们说：‘肯定是洋人的错，我们应该除掉他们。’”

持续的饥饿让华北大地上一向安分的农民恐慌、焦躁起来。官府的腐败、外族的欺凌、命运的糟践，生存的困境，一股脑混在一块儿，使得这个民族xxx本能的情绪在他们身上突然爆发出来。 “许多人显然愿意相信义和团稀奇古怪的宗教性宣传和法术”。因为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的法术，给了这些虚弱的身体和虚弱的灵魂以难得的力量。

极端排外的情绪、全民狂热的幻觉，伴随着义和团的队伍，繁衍、传播着。又是一位传教士在临终前数周写到当时的情景：“这个国家充斥着最野蛮的谣言和威胁。人们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我们感到末日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了。”（《看历史》2010-05-24》）

110年以后

转过年头，到了1900年的春天，在义和团的故乡——山东，老天爷突然下了一场透雨，饥饿的农民们很快变得温顺起来，他们终于可以回到土地上，在湿润的泥土里播下种子。而百里之外的直隶，雨水终究没有来到，在那里义和团继续狂热地向前走着。

在朱红灯离开之后，平原县也恢复了往常的平静。稍早时候，一位叫满乐道的美国传教士医生旅行时路过这里，在他的记述中，我们有幸看到了平原100多年前的样子：

我们现在穿过一片平原，那里的人口照样稠密。大约每隔一英里就有一个村庄，村里有土坯房，屋顶用麦秸或芦苇盖成。这些村庄大都有久经风雨的土围墙，有的甚至还有门楼和笨重的大门。村里有树，但旷野上却根本没有任何树木或灌木，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上都种着谷物。

如今，在杠子李村，原来村外的围墙只能偶尔看出些痕迹，土坯房子也少了。没有变化的，也许只有这块土地，及村民之于土地的情感。曾经的风暴，只在杂草、麦田间留下几块石碑，却少有人理会。

今年65岁的李玉成老人是李长水的玄孙，但他也讲不清他高祖的故事。“老一辈们还会知道点，现在都去世了。听他们讲过，自己也没去记。”他很坦然地说。如同大多数中国人的态度一样，现世的生活已足够艰辛，对于历史中的那份沉重，就任其遗忘吧。

杠子李村往南一里地就有一座教堂，如今已经在附近村子里发展了一百多名教徒。几年前，李玉成的老伴因为女儿的一些变故也皈依了基督教。110年后，在义和团的故乡，那些风暴都已经成为往事，而历经苦难的老人最终选择了在宗教的宁静中度过晚年。（《看历史》2010-05-24》） ■本刊来自《看历史》杂志社

    红  灯  照

    由于义和拳自认为来源于八卦教的离卦教，“其色尚红，托南方火色”，所以，义和拳崇尚红色，教内很早便有“红灯”的说法，如山东义和拳早期的{lx}朱红灯就以“红灯”为名。但是，“红灯照”作为义和团中的妇女组织，应该在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以后，出现较晚。

    一般认为，“红灯照”{zx0}出现于天津一带，后传到北京。山西、陕西、山东、东北等地也有记载。参加的人员都是未出嫁的女子，小的十二三岁、大的十八九岁。“红灯照”经常会到街上游行，名之曰“踩城”。她们皆身着红衣、红裤、红鞋，年纪小的女子头挽双丫髻，稍大点的盘高髻。每次游行时，一般都是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红色的摺叠扇，十百成群，招摇过市。

    据说，她们跟随老师修炼不久后，便能飞行空中，在空中放火便可烧到西人房舍。“红灯照”还可以步行水上，她们称“可以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她们的神术也远比义和团大师兄高明，红灯到处，大火立至，而且屹立不动，元魂出窍，便可远取敌人首级，一切军器皆不能伤身。而到各地后，“红灯照”被传得更为神奇。

    “红灯照”的产生以及这些无稽的谣言传闻是义和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义和团的逐渐深入，义和团已看到自己那套所谓的刀枪不入的神咒迷信已经无法同洋人的近代武器较量，只能求助于更具威力的迷信神术。况且当时，刀枪不入已经屡屡在实战中被检验无效，所以，这种更虚无缥缈，一时又难以验证的神术就被创造出来。义和团虽然刀枪不入，但还怕女子秽物，而“红灯照”本身就是女子，所以就一无所惧了。“红灯照”在当时整个运动中近似于“巫”的作用，主要在鼓舞士气，虽有少量材料也提到过“红灯照”了参加实战，但臆说成分较大。人们对于法术神咒的信仰信心，是义和团运动在当时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支柱，所以维系这个支柱，是它必然的选择。

国家历史大讲堂

主  题：揭秘松山抗日惨胜——余戈眼中的微观历史

主讲人：余戈

时  间：2010年5月29日（周六）下午 14:00-16：00

地  点：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涵芬楼书店二层

主  办：《看历史》杂志社

协  办：涵芬楼书店

讲座主题：

1944年松山战役中国投入两万多兵力，攻打三个月，全歼日军一千余人——不到二战日军战死总人数的千分之一，而己方战死却达七千多人，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惨胜。价值何在？余戈通过四年时间实地考察、走访战争亲历者，查阅大量史料，请友人帮助翻译了来自日本、美国方面的官私战史和“战记，通过“微观历史”的方式告诉我们，这场战役是二战日军在亚洲战场上的{dy}场“玉碎战”——被全部歼灭的战役，也是中国xx{dy}场成功的攻坚战；说它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中国战区的成败得失都不过分。

余戈在作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采访到了10多位老兵。无一例外，这些老兵年事已高，已经很难听到一个连贯的故事。与抗战的老兵们正在不断逝去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几次战争亲历者的名单也在悄悄地缩短。在余戈看来，宏大历史的研究方式太粗线条了。事实上，每一个士兵都值得重视——他们才是战争最直接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微观战史的研究有助于后来人珍惜历史资源，从中见微知著，汲取更丰富的精神营养。中国的历史书传统总是宏大叙事，{zh1}留下的肯定是大人物的名字，大事件的结果，而那些鲜活的细节、卑微的普通人，改变历史的一个瞬间，肯定是{zx0}被删除的内容。在这期国家历史大讲堂中，余戈将向广大历史爱好者分享他在“微观历史”写作中的体会和感悟，为我们带来松山抗日战役中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讲师简介：

余戈，《军营文化天地》杂志副主编，发表散文随笔、文化评论、报告文学类作品百余篇。2000年起，业余时间收藏抗战文物、研究抗战史。余戈的著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抛弃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以“微观战史”的方式，展现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一百天的全过程。钱文忠称此书“非仅还历史公正而已，实乃民族历史认识心理健全之标志，可愧杀某些历史学家也”。

讲堂简介：

国家历史大讲堂是由《看历史》杂志举办的公益性开放讲座，旨在推动公众对历史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讲座每月邀请国内历史文化学者主讲。《看历史》杂志前身为隶属成都传媒集团的《先锋国家历史》杂志，创刊于2007年9月9日，于2010年4月6日正式改刊名为《看历史》。是中国{dy}本‘以新闻方式发现历史’的新锐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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