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省耒阳市教育局一日签发167份调令，将大批农村教师调往市区学校任教，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目前，涉及此事的耒阳市教育局局长王宗江已被衡阳市纪委双规，主管人事的副局长贺洪兴也因为在此次教师调动中收受贿赂被衡阳市检察院决定逮捕。（《环球时报》5月24日）

    无论调动还是提拔，尤其是突击调动和突击提拔，给我们展示的是往往这样的一种政治生态：作为法或者依据的制度已经xx失效，只有握有权力的领导者个人的好恶才是动力和依据。正像一句坊间流传很广也最能说明中国历代政治生态的段子：（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工作努力、成绩出色，符合提拔的条件，你要到上头去打点；工作懒惰渎职，业绩平平，想要提拔更要打点。无论干得好的还是干得差的，就像养鸡场里的一群母鸡。下得蛋多不见得就能博得农场主的嘉许，准许你休息几天而不生蛋。同样，不下蛋的懒鸡，也未必就能因为自己的精明得到赏识而免于被屠宰下锅的结局。总归是，在鸡场里，场主才是一切，场主的喜怒哀乐就是鸡场的喜怒哀乐。

    xx政治学家菲利普-佩迪特在其《共和主义》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有关服从于他们丈夫的任意意志的妇女的例子。他指出，这种情况下，丈夫或许不压迫妻子，但如果他想这样做，他就能做到。对于这个比喻，美国政治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莫里奇奥-维罗里把它看作是一种可能，即“你有可能受压迫。”也即是服从于其他个体的任意意志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受到压迫。他的论点可以找到注脚，比如说魏征，他就找了一个好东家，至少他的老板很少任意压迫他，而且对于他的挑刺能虚心接受。但是在这里，对于“压迫”本身，我与维罗里先生有分歧。在我看来，对于他人个人任意意志的“服从”，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压迫与被压迫。所以按照我的理解，佩迪特举的例子，其实是状态而不是可能。一个人基于对他人任意意志的服从而“依赖”于他，这是事实，是一种存在，也即是服从和依赖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压迫。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论证，比如受虐狂。受虐者从感情上不会认为施虐者在压迫自己，但施虐者确确实实是在施虐。因为压迫始终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而不只是一个基于情感或者道德的含糊不清的是非标准。

    少年闰土是悲剧，祥林嫂也是悲剧。我没有仔细研究鲁迅先生创作之时真正的暗喻是什么。但我知道，根据我们的语文学习经验，从一开始，从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闰土和祥林嫂就被固定在了某种固定的思维程式之内，即他们是悲剧人物，他们的悲剧具体体现是个人的悲惨遭遇，造成这种悲惨境遇的根源是那万恶的旧制度。其实闰土的可悲之处并不在于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真，祥林嫂的悲剧也不在于阿毛被狼叼走后自己近乎癫狂的精神失常。他们真正的悲剧本质是相同的：作为个体的人只是一个符号或者木偶，仅仅只是存在而已，除此之外别无他种含义。一个闰土如此，十个千百个闰土也如此。他们依赖于主人家，xx没有自我。结果一般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畜生，像刘安家的鸡和狗，摊上了个和善人家，能够跟着一起得道*；一种是杨白劳和喜儿，摊上了无赖和泼皮黄世仁。这是偶然的运气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依赖于他人，服从于他人任意意志的共同悲剧。

    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贬损那些老师的意思。他们中很多可能已经在农村的教育战线艰苦奋斗了多年，很值得我们尊敬。但是他们摆脱不了几千年的宿命怪圈，必须时刻仰人鼻息。他们的劳作不能得到制度上的认可和尊重，只能在个别{ldz}的喜怒哀乐中体现出来。比如说我自己，我常常感觉自己思想上很独立，但其实这点独立很可怜，似乎更像是夜里在床上的妄想。回归现实，我干工作，必须仰仗老板的好恶而不是制度的东西去做，老板叫我加工十双手套我不敢只做九双半，因为我不能开罪领导。不能开罪领导不是因为我胆小，而是即使我有胆炒了老板鱿鱼，换个新老板，还是一个样。我不能也不可能炒所有老板的鱿鱼，因为这是现实。不做狗就可能会成杨白劳，而且也可能因此会失去*的机会，所以呢，我们都一样，改变不了命运，那么就被命运推着稀里糊涂地朝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