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塘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孩子们将走出茅草屋的{wy}办法寄望于读书。
郑鑫家的“烂尾楼”。
教着“雷州普通话”的东塘小学。
严重沙化的水稻田。

　　粤西雷州有个东塘村。多年来，出去打工有多少人，回来就有多少人。他们说，这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东塘村共有908户3957人，处于线以下的有468户2021人，率超过51%。按世界银行统计，30年前中国的整体率约为53%。也就是说，这里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村支书王南干了整整13年。直到去年，他才在两个弟弟的帮助下，告别茅草屋，盖上红砖房。

　　谈及贫困，省委书记汪洋曾很有感触地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贫困，为什么会一直在这个小村庄停留衍生？

　　■“要地没地、要粮没粮”，贫困率超过51%，村干部说，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

　　■尽管“小升初”入学率达到{bfb}，但由于入学晚，16岁才上初中的比比皆是

　　■教育多年投入不足，300多人的学校没有围墙和厕所，要方便只能到附近树林

　　无法逆转的打工回流

　　到了外面，他们就像哑巴，世界再精彩也不属于他们

　　上世纪9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务工人员涌入珠三角，这片遍地是金的寻梦天堂。

　　东塘人也加入了务工大军。滚滚车轮，载着一批批怀有赚钱养家梦的人走出东塘。然而，幸运之神似乎有意躲着他们———村民从未听说谁在外面赚了钱，走出去的人很快又都回到村里。

　　十多年过去了，除了通向村里的黄土路铺上了水泥，村民说其他没有任何改变。

　　东塘村郑鑫一家，四年前买的红砖，现在还堆在角落，早已布满青苔。

　　青苔背后，是一个凄婉的故事。

　　2006年，郑家住了几十年的茅草屋已破败不堪。外面下雨，屋里涨大水。这年的一场大雨后，茅屋遭遇灭顶之灾，坍塌了大半。

　　就在同一年，郑鑫22岁的儿子初三毕业，在朋友介绍下去了广州打工。尽管对外面世界一点都不了解，但丝毫不影响一家人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老大去了大城市闯，生活就有了依靠，于是决定：盖房！

　　从亲戚那里借的2万盖房钱很快就花完了，但在广州的儿子却连饭都吃不饱。因为听不懂普通话，更不懂技术，他只好跟着老乡捡破烂。

　　盖房梦被迫中断，原来的草房亦不复存在。无奈之下，他们搬进附近的树林，用树枝搭起两个“木帐篷”。小的给老母亲住，郑鑫和老婆住在大帐篷里。

　　每天，91岁的老母都会拄着拐杖，到半成品的“新房”前去看看。她说，{zd0}的梦想就是这辈子能住上新房。

　　这个梦想也许一直将会是梦。工作了四年的郑家老大，现在每个月工资仅800元。在电话里，他告诉奶奶，外面太苦，他想回家种田。

　　村里的中年人，年轻时也和郑家老大一样，曾走出东塘，到珠三角或邻近省份打工，但顶多做三年就回来了，“出去多少人，回来就有多少人”。

　　“到了外面，他们就是哑巴！有的人甚至被老板像送瘟神一样赶了回来。”

　　东塘人在外面消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时间消逝，他们最终贫困返乡，一无所有。

　　“不会再轻易出去了”，村民张浩小学毕业，“出去了也只能做{zd2}层工人。”他曾组装过一年零件，但最终产品一次都没见过，还经常遭受老板的白眼。

　　原本对外面世界充满期待的东塘人，终于认识到，要想靠打工赚钱，几乎比登天还难。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不属于他们，“即使地上有金子，我们没文化也看不见”。

　　专为懒汉“设计”的耕田

　　“连字都不认识”的村民，还要受土地“欺负”，连做“懒汉”的资格都没有

　　回到家的东塘人别无它途，只好重新捡起家门口的农田耕种。

　　近几年，国家粮食收购价格节节攀升，广东稻谷每斤{zd1}收购价逼近1元。但这一切，和东塘人似乎无关，好的年头，种的粮食仅仅够填饱肚子。

　　土地贫瘠，严重沙化。雨季时，海风长驱直入，带来丰沛降水，田里的积水半年也排不完；但这里也会一连好几个月滴雨未下，村民只能眼睁睁看着禾苗干死。

　　靠田吃饭的东塘村民，实际是靠天吃饭。即使是{zh0}的年头，亩产至多也就500斤。而在其他地区，依靠机械科学种植，亩产千斤早已不稀奇。

　　提到科学种田，很多只上过小学的村民连“听都没听过”。在东塘，机械化种植几乎是空白，拖拉机、肥料这些提高产量的“法宝”，在大多村民眼里实在多余，“有那钱，还不如直接买粮食”。

　　有村干部自嘲：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村民文化不高，还要受土地“欺负”。

　　村民们说，东塘的田是专为懒汉设计，“只要老天开恩就有饭吃，否则做再多也没用”。

　　但偏偏很多“连字都不认识”的村民，却连做“懒汉”的资格都没有。

　　靠着分散在好几处的一亩农田，47岁的村民赖雪贵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四年前，丈夫因淋巴癌去世，而她有两个儿子生下来就是痴呆。

　　地少，赖雪贵只能一地两用，割完水稻后，立刻种上番薯。曾经有技术员告诉村民，应该如何科学施种才能提高产量，但她和邻居却怎么也记不住，更学不会。

　　赖雪贵家家徒四壁，没有日历，没有时钟。几乎是文盲的赖雪贵，这样的生活延续多年。“看时间有什么用？”早晨她跟着邻居下地，晚上跟着大家收工。

　　赖雪贵说，她都忘了上一次看到百元大钞是什么时候。xx，两个读书的孩子必须回家，因为田里需要他们，但家里却没有多余的床，两个孩子只能去邻居家借住。

　　就是这一亩三分田，东塘村民们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甚至包括对生活的热情，都花费在这里。因为，这里能让一家人吃上饭，遇上好的年头甚至可以吃饱饭。

　　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家庭能从口粮中“抠”出可供变现的余粮。有人曾试着种花生、辣椒，但都“只有热情，不懂技术”，忙活了一年甚至还要赔钱。

　　每年青黄不接时，村里女人都会回娘家。谭妃簪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她都会回到徐闻娘家，拿回几十斤米，填饱四个孩子的肚皮。但因为出不起路费，即便以这种理由回娘家，一年也顶多一次。

　　谭妃簪将家里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希望他将来赚了钱把家里房子盖起来。但儿子今年才刚满5岁。

　　和记者聊天时，谭妃簪正在削红薯。刚削没一会，她就小声抱怨：“刚才削得太快了，皮削得厚，浪费了很多。”有点不舍，她又拿出两个小的，掂量着说：“嗯，今晚应该够吃了。”

　　17岁的大龄初中生

　　他们操着纯正“雷州普通话”，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已经成为一种惯性

　　力气不比别人少，运气不比别人差，老天却好像偏要和东塘人作对：在外打工失意，回家种田也“从未得意”。

　　慢慢地，村民意识到，真正的困顿，也许不在破败的茅草屋上，不在沙化贫瘠的土地里，而是深深根植于自己头脑中。

　　东塘小学，一年级课堂上，老师用一字一顿的普通话教孩子学拼音，转身喝道：“安静！”此时，普通话又变成雷州方言。

　　“不说也得说”，村支书王南说，301名学生全部来自本村，老师也都是本地人，他们也无奈，村里有电视的家庭不超过1/20,互联网更是新鲜事物，土生土长的老师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教书多年后通过进修才拿到xx，早就错过了学普通话的{zj0}时期。“雷州普通话”就这样代代相传。

　　2007年前，对于村里不少适龄儿童来说，连听这种“雷州普通话”都是奢望，因为他们交不起学费。

　　当年9月，广东省政府决定，免除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和课本费。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走在公路上三两成群的小学生才真正多了起来。”校长郑景豪说。以前教室坐不满，现在不上小学的情况基本已经找不到了。

　　但小学毕业后，村里的孩子们必须到镇里才能上中学。镇上的两所初中，每学期寄宿费200元，每个星期伙食费20元。这笔钱又成了沉重的负担。

　　村民谭妃簪家就是典型。两个女儿都在镇里上初中，以前全家{yt}还能吃上两顿饭，现在孩子连吃饭的钱都交不起，就连去年的电费都还欠着。

　　表面上看，东塘“小升初”的入学率达到{bfb}。但农村孩子上学晚，8岁上一年级“还算早”，进入初中时大部分都超过16岁。

　　一批批说着纯正“雷州普通话”的大龄初中生，走出家门，重拾父辈之路。现实再多的困难，也阻挡不住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长期关注农村教育的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辍学除了经济原因，和上学晚带来的“心理挫折”有很大的关系。

　　义务教育是规范性教育，须遵循共同规范。然而，15岁后人的个性发展“井喷”，逆反心理随之出现。“如果18岁还在上初三，很难找到正常年龄孩子应有的成就感，辍学如影随形”。

　　村民们的逻辑是：如果上学太早，初中毕业了还干不了活。村支书王南介绍，整个东塘村目前约有130人就读初中，但其中超过100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会中途退学。

　　于是，一批批走出去的东塘人，在外艰难闯荡一两年后，含泪而归。接过父辈的锄头，结婚生子，终其贫穷而平凡的一生。

　　输在起跑线上

　　教育多年投入不足，全校13个老师，一人一张课桌，同在一个教室里办公

　　10多年前，东塘人郑梦翾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这让他彻底摆脱了贫穷命，但他只是村中极少数的幸运儿。“我们输在起跑线上。”40岁的郑梦翾很感慨，他儿时的伙伴，如今都成了村中压力{zd0}的人———守着一亩三分田，上有老，下有小。

　　他们的“不幸”，背后是东塘教育的命途多舛。

　　东塘{wy}一所学校东塘小学，直到两年前才进入“水泥时代”。2008年，经过3年争取，东塘小学终于获得“革命老区捐款30万元”，于当年建成一栋308平方米的新教学楼。

　　这座两层的水泥房，终于结束了东塘小学瓦屋的历史———虽然到现在，学生仍没有“正式”厕所。

　　一间砌了墙没封顶的露天房，伫立在学校旁。学生在里面小便后，尿液直通通流入农田。

　　要大便，学生就只能到距学校近百米的树林解决。但也xx于晴天，一下雨就只好硬憋。

　　时间一久，树林里大便太多，“不能入，一不小心就踩着”，校长郑景豪说，现在只要有东西遮着，学生就会就地解决。以前，高年级的女生还会害羞，现在早已习惯。

　　学生教室解决了，老师却一直在期待。

　　全校13个老师，像学生一样，一人一张课桌，困在一个教室里办公。整所学校没有一间教师宿舍，外地教师只能入住危房，近邻教师只能靠“走教”开展工作。

　　让郑景豪颇感欣慰的是，老师有自己的厕所，不足6平方米，由危房改建而成，但毕竟避免了不少尴尬。

　　学校全部经济来源，xx于财政拨款的教育经费，每生每学期144元，合计4万余元。扣除教师教材费、学生测xx等费用后，余下的钱只能“一分当两分用”。

　　课余，全员参与，圆柱体、圆规这些教学用具，都出自东塘小学13位教师之手。

　　一次，老师用自制圆规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圆，同学们却说像“鸡蛋”；而上数学课用自制量角器时，数学老师每次量的度数都“不太一样”。

　　没有运动场，没有计算机室、语音室，其实东塘小学连围墙都没有，301个孩子的安全比考试成绩更让校长郑景豪担心。

　　郑景豪说，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鸿沟”。他更忧虑的是，“鸿沟”两端的孩子迟早会在同{yt}平上一比高下。

　　■扶贫攻坚进行时

　　稳定脱贫·2500元

　　2009年12月，深圳坪山新区与包括东塘村在内的东里镇四村结成“对子”，按每村80万元、60%以上直接用于贫困户的原则，改善居住环境、增加收入、发展集体经济等，确保东里镇3年实现集体年收入达3万以上、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2500元以上，基本实现稳定脱贫。

　　产业扶持·20万元

　　拨款4万元成立农业生产研究基金会，引进附加值较高的薯种苗，进行小面积试验种植和养殖。

　　同时，各村委会将获20万元“造血”投资，用于虾塘或商铺建造。

　　教育基金·18万元

　　对包括东塘村在内四个村共拨18万元，成立教育基金，给予贫困生学费和生活费补助。

　　危房改造·22万元

　　东塘村将获拨22万元，对部分比较危险的房屋进行茅草房—瓦房改造，并由专人协调督促推进工程建设，全程跟踪，实行动态监管。

　　技能培训·198人

　　东塘村贫困户中有劳动力198人，深圳坪山新区将按照“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原则，安排他们免费参加技能培训，有组织、有目的地引导其到新区务工，努力掌握技术和经验，为将来回乡创业推进集体脱贫做准备。

　　■驻村手记

　　扶贫先扶智

　　东塘村走出去的女人，干活持家个个是把好手，但能者多劳，她们也承受了常人想象不到的压力，很多人因此精神失常。在村里一周时间，记者见到超过10位“疯子”，其中以中年妇女居多，她们大多没文化，不识字。

　　驻村的几天，村支书王南多次彻夜未归。他说他做工作去了。一壶茶，一杆水烟，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他都苦口婆心地劝不肯结扎的村民：“多生一个，首先是多一张吃饭的嘴，然后才是一双干活的手。”

　　不管是“疯子”还是“超生”，正如村干部说的：“一切源于村民文化素质不高。”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业务处处长宋宗约介绍，贫困人口中文盲率为48.5%。连字都不认识，更别提掌握技术技能。

　　由于教学条件差、教师待遇低，真正能驻扎农村投身教育的人凤毛麟角。投入不足，缺乏好老师，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举步维艰。

　　听不懂普通话而守着贫困的东塘村，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缩影。在广东，甚至全国，因贫失学，又因失学造成劳动力素质不高进而成为新一代贫困人口的情况不在少数。

　　2007年，刚到广东上任不久的汪洋书记，在连南考察大坪镇大古坳小学时，看到小学生普通话说得不流利，他语重心长地对老师和孩子们说：“学好普通话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dy}步，是改变他们命运的{dy}步，也是摆脱山区贫困面貌的{dy}步。”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和他们的孩子，接济衣物、粮食和解决住房等，也许能果腹暖身，但只是除一时之困，并非长久之计。

　　扶贫须先扶智。东塘人其实知道，要想富，得走出去；要想走出去，要多读几年书。学好普通话，提高文化素质，才能在“人”这个问题上确保扶贫效果。

　　目前，全省派出大量支教教师“智力输出”至贫困地区，并筹集专项资金帮助贫困学生复学。对于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劳动力，有关部门通过劳务扶贫，在对口帮扶地设立扶贫开发劳动力培训地，推荐贫困农民外出务工并初见成效。

　　智力扶贫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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