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经常会听到阴阳、五行、八卦等词汇，阴阳和八卦是与《易经》紧密关联的，有关他们的内容，本文不想聊太多，今天我们主要来说说五行和四季养生之间的联系。

所谓“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形态的基本物质。五行学说就是用上述五种基本物质来解释世界构成的一种具有古代朴素辩证法因素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曾经对中国养生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堪称传统养生学的理论支柱之一。

战国末年出现的《吕氏春秋》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具有五行属性，并对它们作了相应的“五行”分析，凡具有寒凉、滋润、向下、静藏等特性和作用的事物及现象，均可归之于“水”；凡具有温热、升腾、昌茂繁盛等特性和作用的事物及现象，均可归之于“火”；凡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特性和作用的事物及现象，均可归之于“木”；凡具有肃杀、潜降、收敛、清洁等作用和特性的事物及现象，均可归之于“金”；凡具有生化、承载、受纳等特性和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均可归之于“土”。顺着这条思路，《黄帝内经》则把五行当作宇宙间的普遍规律提了出来。《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本始。”这里的“五运”与“五行”是同一概念。可见《黄帝内经》作者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按照五行法则运动变化的。正是在这种哲学观念指导下，于是产生了事物的五行归类推衍理论，并相应推导出了一种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世界五行图式。

五行学说的核心还不只限于简单地将事物属于五类，而在于它能以五行之间的生克乘侮观点来探索、阐释复杂系统内部各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来的统一性、完整性和自我调控机制。所谓“五行相生”，指的是一事物对它事物的促进、助长和孳生等积极作用，作用的顺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则是指一事物对它事物的抑制、约束等消极作用，作用的顺序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由于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所以对于其中的任何一“行”，都存在着“生我”、“我生”、“克我”、“我克”四方面的联系。以“金”为例，它与“土”之间为“生我”关系，与“水”为“我生”关系，与“火”为“克我”关系，与“木”为“我克”关系。在古代哲学家看来，正是事物内部结构的这种相生相克关系造成了该事物正常情况下的循环性运动，而正常的循环性运动则是事物生化作用的重要前提。

五行结构作为一个事体，它对于作为自身组成部分之一的某行所出现的太过或不及现象，就会产生一种自行调节机制，以“金”为例，“金”过强，则对“木”克制过盛而导致“木”偏衰，“木”的偏衰就会减轻对“土”的约束，“土”因此偏盛而加强对“水”的克制，“水”被克制过强而偏衰，又会引发对“火”约束减轻，从而导致“火”偏盛，“火”偏盛就会把过强的“金”压制下去，使它趋向正常。若“金”不足，则会招致“火”的过度克制，同时引发“木”的偏盛，“木”的偏盛则使“土”受克过度而偏衰，“土”偏衰则会引起“水”偏盛，“水”偏盛则克“火”过度而使其偏衰，“火”偏衰则减轻对“金”的克制，从而使“金”由不足复归正常。这两个循环都是以“金”为起点，根据五行相克理论，{zh1}归于平衡的一个循环。

《黄帝内经》中的五行结构实际上包含了两套自我调节机制，其一是正常状态下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运动机制，其二是非正常状态下的修复机制。正是这两套机制的特殊功效保证了五行系统处在整体动态平衡的循环运动状态之中。

五行学说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使它极易被引入传统医学和养生学领域。事实上，中国养生理论也正是运用五行学说的上述基本观点来揭示人体各部分组织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方面的复杂联系，并从整体上来把握人体生命活动的总规律的。

中国养生理论将人体各种组织器官按五行特性予以归类，用以说明各自的生理功能。以五脏为例。其中肝属木，木性曲直、喜条达，善向外、向上舒展；肝与之相对应，于是也就具备了喜条达舒畅，恶抑郁遏制，善疏通开泄的功能特性。这样，就把人体各种组织器官、生理功能，以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联结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从而为人们的养生实践提供了两条重要思路：其一，养生应该充分考虑到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特性，以便采取相应的养护措施；其二，养生应该从整体观念出发，充分考虑到具有同类特性的外界事物对人体组织器官和生理机能的影响，如“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素问·至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