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xx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一生中分别于1928年、1960年、1964年和1970年四次来到中国，每次来中国都会在北京居住并考察一段时间。斯诺在北京期间不仅参与了诸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更以一个西方人的独特视角，对北京这座城市和北京人的生活进行了详实的观察和记录。将斯诺对北京半个多世纪沧桑变迁的观察和描述组合在一起，就可构成一幅生动细致的历史画卷。
“美好”与“危机”
1928年，斯诺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采访。1933年3月，斯诺首次定居北京。1936年夏，斯诺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越过国民党军事封锁线抵达陕甘宁边区，会见了xxx、xxx、林伯渠等人，采访五个月后回到北京，此后一直到1938年才离京。第一次访华期间，斯诺在北京居住达五年之久。他一方面惊叹于古都北京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一方面也观察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落后守旧及民族危机下的现实困境。
斯诺非常喜爱老北京的四合院民居，他说自己和多数在北京的外国侨民一样，最喜欢住在这种“院墙内房子环绕一个小庭院”的中国式住宅中。他对四合院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尤其对其中各式各样的“门”感兴趣。这些四合院“或者由‘垂花门’隔开数个庭院，或者在“屏门后是一个小巧玲珑的院子，栽着各种花卉和果树。”通过对这些“门”的观察，斯诺充分领略了中国民居“含蓄”和“曲径通幽”的魅力。
1934年，斯诺搬到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讲师。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北京，已然成为进步青年掀起救亡图存运动的前沿阵地。斯诺对那些进步青年的印象尤为深刻，他目睹了抗日战争前夕一代中国青年在爱国心感召下的崛起。
在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斯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他的学生、燕大学生会主席张兆麟得知驻守华北的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施压下准备接受华北自治的传闻后，情绪极为激动。斯诺建议“要行动起来”，斯诺的一位朋友尼姆则提到了“五四”运动，认为全中国人民都在等待着北京青年们生气勃勃的迹象，只要青年们行动起来，人民就会支持他们。后来，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等人又多次同斯诺商讨行动策略和计划，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便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国际友人的相助下发动起来。“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也首次被响亮提出。
新北京
1960年和1964年，斯诺克服重重封锁与阻挠，先后两次访问北京。不同于民国时期的贫富分化、社会地位不平等，新北京的中下层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的地位大大提高：没有“仆人”、“侍者”、“挑夫”之类的称呼，服务行业的人们也统一被称为“同志”；旧社会的人力车夫则蹬上了三轮车，与在人民公社工厂上班的女子结婚成立家庭；工人们的子女还被安置在“托儿所”——而“托儿所”是过去普通群众xx不曾听说的名字。
与民国时期，北京随时可见的“脏”、“乱”现象不同，此时的北京在群众的努力下变得十分干净。酒店里的工人和各阶层人士一般都参加扑灭蚊蝇的持久战；街上的狼犬和流浪猫也xx绝迹，田鼠、跳蚤等害虫也得到控制。对于这点，斯诺评价道：“中国确实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有效地控制起来。”
而且，这一时期，新北京城比过去的旧北京面积大了三倍，人口达七百多万，城市建设也在老北京的基础上迅速兴起。斯诺曾受邀拜访了xxx在中南海的家。斯诺从新华门进入，穿过一条柳荫婆娑的马路，绕过人工湖和一丛丛的剑花和菊花，一直到达那座“优美的旧式单层黄瓦面的住宅”——丰泽园菊香书屋。xxx和斯诺喝了少量的茅台酒，另外他还了解到，xxx平时也拿出中国的红酒款待客人。斯诺写道，这种红酒“在华北的酒庄有售，售价为人民币一元。”
登上天安门城楼
1969年前后，中苏关系恶化。xxx和xxx希望找到一个“传话者”，缓解与美国的关系。斯诺因为跟新中国的特殊情感成为合适人选，后经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等人的联系与协商，斯诺夫妇于1970年再度来华。这次访华的经历和见闻集中载于斯诺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
《漫长的革命》开篇便是对1970年国庆节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受xxx接见的记述。“我安详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xxx总理”，斯诺和妻子被周总理带到xxx身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望，一条大大的横幅映入眼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而当时，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就站在xxx的另一边。斯诺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表达了美国人民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态度，并表示反战的美国人民“不止他们夫妇两个”，西哈努克亲王随即热情回答：“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xxx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一文，并附上了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图片。《人民日报》发表的斯诺在国庆期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国际大事”。基辛格曾对该照片的发表评价说“这是xxxx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