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据说这是哲学领域最难回答的问题。抛开哲学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给出许多不同的答案。我可以是家长，也可以是孩子；我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学生；我可以是有钱人，也可以是一个没那么有钱的人。总有一个身份可以用来定义自己是谁。
于是，在同样的身份认同下，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了我们。当你选择了一个身份，就等于定义了一个我们。有了我们，自然就有了他们。我们和他们，因身份认同的差异成了两群不同的人。我们足球队和他们篮球队，我们一班和他们三班，我们男生和他们女生，我们白人和他们黑人。
当某种身份的认同成为了xx的、xx的标准，不同群体的差异就会被无限放大。人们被放到一个一个的小格子里，相互隔开，互不相同。既然互不相同，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冲突成为必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按不同的文明划分整个世界。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是亨廷顿。他把世界分成了不同的文明地带，并认为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本质性的、不可xx的，因此潜在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对亨廷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不是文明之间的差异导致冲突不可避免，恰恰是过分强调，或者只看到了文明之间的差异，使得冲突不可避免。这种试图从更深刻的层面解释冲突的理论，反而给冲突提供了最适宜的温床。不只是文明，宗教、政治体制等等这些貌似深刻、实则荒谬的分类，给企图煽动暴力，制造冲突的分子提供了xx的武器。哪怕是试图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进行对话的努力，其实也是在固化这种思维，即“文明或宗教是xx的，或最重要的身份”。
一旦接受了这种思维，许多行为就会看起来好像不得不如此。既然我生下来就在儒家文化之中，那我当然也只能按照儒家文化的标准去行动，因为我无法反抗这种能够“深入灵魂”的文化影响。这正是副标题“命运的幻象”的含义——接受命运，放弃自由选择的权利。
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然而，每个人并非只有一种身份，而是有多个身份。人是复杂的存在，不能被抽象成一个个沿着固定方向运动的不同的点。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儒家文明里成长的虔诚的基督徒、优秀的操盘手、登山爱好者以及某种非洲说唱歌曲的资深评论人。没有哪一种身份能够xx代表他这个人，因此也就不能用一个特定身份去解释他所有的行为。过分强调一种身份，而忽视其他所有可能的身份，就会把人抽象成一个只有一种属性、一种状态的原子，然后再利用某些具有煽动性的口号，让他们为某一个人的特殊目的服务。
而且，我们还往往低估了单一身份认同下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当我们把文明或宗教当成更本质的身份时，我们忽略掉了某种文明或某种宗教群体中，不同成员之间在其他方面的千差万别。如果暂时放弃文化的身份，我们会发现互相之间竟然是如此的不同：有些人更喜欢长跑，有些人更喜欢阅读，还有些人会选择在某个特定时点，奔波数十里，去一个荒凉的地方，冒着漫天黄沙听现场版的摇滚乐。
承认了这些不同，就意味着承认了其他身份的存在。原来，即使在同一个文明的内部，我们也可以按照不同的身份，分成不同的群体。而这些群体恰恰在别的文明里也是存在的。这样一来，文明作为单一分类的标准被彻底消解了。我们身上不必也不应只贴上儒家文化的标签，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身份。在这些身份中，文化或宗教都只是一类标签。
既然是标签，那就意味着身份不仅仅是一种认同，更是一种选择。按照所受的教育和经历，我可以而且理应在我不同身份中进行选择。不可否认，不同的身份之间有时存在层次上的差距，例如小区成员的身份，本省地区的身份，中国人的身份、亚洲人的身份和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的身份。但这些身份只是概念上具有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更大的身份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而其他那些xx无法从概念上进行层次划分的身份，如文化、宗教、政治体制等，更不能说哪一种身份更重要。事实上，每个人都会依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身份，此时这种身份下的伦理就成为了行为准则。每个人对不同身份会赋予不同的主次顺序，但这种主次顺序绝不会一成不变，往往要依赖于特定的情形。因此，没有理由认定哪种身份比其他的身份更重要。
意识到身份的多重性，我们的生活也会更有余地。我们经常会感觉自己被逼到了角落，感叹生活竟如此不留余地。其实，只不过因为过于执着于某一个身份，并用这个身份xx替代了自我。给自己换一个身份，可能就是换了一个天地。我将时常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但同时，我也是一个低调的捧哏。
来源 |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作者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