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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真格的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怎么推

悦澜山    2015/2/10  

动真格的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怎么推



黄运成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正局级研究员
本刊自2014年第8期发起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方向大讨论,以《中国资本市场的三个十年》开篇,回顾过去,评鉴得失,以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寻找灵感和方向。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如何体现实实在在的简政放权、开放民间投资、创新驱动?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正局级研究员黄运成教授在本篇访谈中继续前行、思索、探求。直面中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面临的改革难题。本刊将分上下两期刊发其观点,本文为上半部分。

在“新常态”时期,改革的思路已经变得更加开阔: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而具体到金融领域,则是开始向调整金融结构、解决金融体系深层次矛盾并举上转变。目前,资本市场改革无疑是受到关注最多,也是触动利益最多的一场变革,是对改革者勇气和魄力的巨大挑战。

本刊自2014年第8期发起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方向大讨论,以《中国资本市场的三个十年》开篇,回顾过去,评鉴得失,以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寻找灵感和方向。就中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而言,如何体现实实在在的简政放权、开放民间投资、创新驱动?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正局级研究员黄运成教授在本篇访谈中继续前行、思索、探求,他直言,中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目前面临七大问题,认认真真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和方向。
改革方向之一:去行政化监管
《当代金融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一改革方向反映在资本市场方面,应包括什么要义?

黄运成:到2014年,我国资本市场已走过了24年的历史,这24年来,因起步、发展等特殊时期的特殊原因,资本市场多是由行政力量向前推进。如今,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窗口,就是开始去行政化的窗口。

长期的行政化监管理念和方式,导致我国政府大、市场小,行政决定多、市场决定少,政府在高处、市场在低处,市场与政府的地位不平等,市场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满足。长期的思想固化和碎片化,导致行政化的色彩在资本市场上的多个环节都比较明显,如公司上市、产品创新等方面的严格管制,甚至如日常的布置工作、检查工作等方面也反映出行政化思维,这些都导致资本市场诸多领域的市场化水平较低,远落后于实体经济中的一般工商行业,进而也导致了效率提不上来、价值发现不了。

可以说,我国资本市场虽然发展速度很快,规模也很大,但因行政化监管,在深度上远远不够,在市场品种的丰富性和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多样化需求方面,距离成熟资本市场还有很大差距。不从根本上破除行政化这个xx、最根本性的制度障碍,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就难以取得成功,难以成为全球xx的资本市场。

制度决定市场行为模式,进而决定市场运作绩效。以行政化的理念看市场,难以发现市场的真实需求;以行政化的方式过多干预市场,导致监管措施有时会为了自身便利而牺牲市场主体便利,容易导致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市场扭曲。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证监会出台了《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规则制定得特别好,其精神亦契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可以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意见》出台之后,广受业界关注的是其具体的执行、落地情况,在各方利益格局日益复杂、改革日渐进入深水区的阶段,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更多类似《意见》的、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并且期待这些顶层设计和规划能够较好落地。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最关键之一就是去行政化。

《当代金融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行政化不仅是资本市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体制改革都面临的问题。就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而言,关键突破口和重中之重是什么?

黄运成:我认为首先是扭转监管思路,扭转脱离市场的思路,通过去行政化或深化改革来全面推动资本市场前行,彻底理顺政府(包括监管机构)与市场(包括与交易所、券商、基金公司、证券发行人等)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归位尽责和资本市场的金融自由化,真正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线,真正把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政府则聚焦于为市场有效运作构建适宜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法律保障。

中国未来的改革思路,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两个方向、一条主线”。

所谓“两个方向”,一是价格改革,二是国企改革。价格改革是从政府决定价格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国企改革是实现政企分开、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等。

以上两项改革都围绕着“一条主线”,即政府体制改革或说行政体制改革,也就是说,政府应逐渐从权利经济、行政经济中退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两个方向、一条主线”的改革,在金融和垄断企业以外的一般竞争性企业里已取得较大成功,但在金融机构和垄断行业,尚任重而道远。改革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涉及是非判断,涉及法规的清理和制定。下一步,资本市场的问题要真正用改革的思维来考虑和推动解决。
我国资本市场虽发展速度快,规模也大,但因行政化监管,在深度上远不够,市场品种丰富性和满足市场主体多样化需求方面,距离成熟资本市场还有很大差距
改革方向之二:加强融资与投资的平衡
《当代金融家》:目前大家已经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方向。但目前,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总市值、融资额等都连上台阶,在“量”的扩张上速度惊人,但在“质”的改进方面,虽然也有进步,步伐却显得相对缓慢。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种失衡格局,是否存在某种隐患?

黄运成: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自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成立至今,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出规模式的增长,从资本市场的多层次结构建立进程分析,从主板市场至中小板市场,再到创业板、新三板市场的建立,资本市场的市场容量也得以扩张。然而,不管在具有改革红利释放、经济数据向好的时期,还是在市值暴增和结构越来越丰富的时期,我国资本市场对股民的回报都是令人遗憾的。相对于再融资时的“狮子大张口”,上市公司分红时那点“银两”真是少得可怜,我国资本市场因之变成了上市公司大股东与私募、风投等的乐园,也变成了中小投资者的“梦魇”。

IPO(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数次因批评的声音过大而被迫搁浅。纵观我国IPO短短24年历史,已发生了8次暂停,这8次暂停的情况虽然各有不同,但却反映出重融资、轻投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是很多投资者被套、损失很重;二是暂停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最近一次长达400多天。IPO暂停说明整个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机制不能发挥作用了,市场变成了一个死的市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将越来越没有信心,这正是重融资轻投资长期发展的结果。

我国资本市场的失衡表现,根本问题是其忽视了投资市场功能,一直以来的定位都是一个融资市场。从诞生之日起,资本市场就是为融资者服务的。从最初为国企解困服务,到为央企输血服务,再到为民企“融资”服务,及至现在为经济结构转型服务,所有的“服务”背后,都离不开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付出与贡献。但是,为我国资本市场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广大中小投资者,却很少享受到回报。因此,加强融资与投资的平衡应成为资本市场政策制定的一个出发点。

《当代金融家》:2013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一文件就在保护投资者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黄运成:是的,郭树清主席任职期间,在保护投资者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向国务院提交了很多相关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其中之一,这个文件本身非常好,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历史上第一份全面、系统性规范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政策文件。

所以说,监管层也已经看到,资本市场发展不能建立在投资者不断失血、信心丧失的基础之上,这一问题累积下去得不到解决,投资者纷纷销户远离资本市场的故事会被重复,整个市场会严重缺乏信心,会对资本市场的生命力产生不可忽视的破坏作用,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将遭遇极大的困难。

《意见》着眼于国情、市情,既是顶层设计也是行动纲领,迈出了“还权于投资者”的步伐。不过,政策的意图是一回事,真正执行起来是另外一回事。《意见》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并没有太多改观,规定要真正落实还很难。比如,谁代表投资者?上亿投资者诉求分化怎么解决?

能否改变重融资、轻回报的格局,能否保护好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仅考验着监管部门的智慧,更考验着其改革的决心与勇气。

关键在于政府要转变观念,投资也是为了支持融资,融资如果做得好,也会反过来促进投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投融资结构不平衡,投资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那么融资的目的就达不到,这不仅是对投资者的伤害,也是对融资者的伤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投资者的利益更是基础,因为只有保护好投资者利益,才能真正为融资者提供充裕的资金。

经过24年的发展,在资本市场规模已经位居全球前列的今天,通过提升回报能力吸引更多长线资金进入,才是市场的长久发展之道。监管部门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对资本市场的投融资结构失衡问题,需要有一种时不我待的高度责任感,致力于将资本市场建成融资与投资良性互动的市场,让融资者与投资者能够双赢,助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肖钢主席提到监管取向要“要把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贯穿监管工作始终,落实到制度建设、日常监管、稽查执法的各个环节”,这是值得期待的。
IPO(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数次因批评的声音过大而被迫搁浅,反映出重融资、轻投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改革方向之三:去垄断化,建立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建设
《当代金融家》:在2014年1月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肖钢主席发表题为《大力推进监管转型》的讲话,对进一步精简审批事项、提高执法效能等工作作出部署。您如何评价肖钢主席所说的“推进监管转型,就是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宽准入,扩大开放,鼓励竞争,加大创新,允许更多机构从事证券期货服务业……”?

黄运成:我国资本市场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经历了诸多曲折、矛盾和困难,有一些久攻不破、久解不决的难题,除了上面所讲的投资功能弱、公信力不足之外,还有市场效率低等问题,而这与垄断经营有非常大的关系。资本市场的垄断经营主要指的是业务垄断、机构垄断、牌照垄断三个方面。业务垄断的具体表现就是用行政手段来规定谁能做什么、谁不能做什么,设置很多行政许可,规定哪些业务可以做、哪些业务不可以做,而不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去考虑。这种规定在企业发展初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便利性,在某种程度上能防范风险,但并不是长久之计,长远来看显然是不正确的。机构垄断主要是说因设置准入门槛而限制了民营机构或其他主体的进入,使得市场主体不能享有平等参与资本市场的机会,这不利于提高市场效率和活力。牌照垄断则是固化和具体化的,监管机构只允许其认可的机构去做某项业务,只要拿不到牌照,就做不了相应的事情。

我认为肖钢主席提到的放宽准入、鼓励竞争等表达了解决资本市场垄断经营问题的观点。现今反腐败的本质就是要反垄断,正是因为垄断的存在,才导致权力寻租、腐败产生,所以要通过反腐败这种形式来打破垄断。可以说,垄断是一个xx的问题,它表现在方方面面,是本质的、深层次的东西。我们要从更深刻的角度来看待垄断的问题以及垄断带来的危害。垄断就如同市场机体上的癌症,如果垄断不除,那“癌症”就会使市场xx失灵。

中国的市场经济正不断走向成熟,我们不能人为地建立一个垄断的资本市场,从而去损害业已存在的竞争机制。业务、机构等垄断的做法,其实就是损害竞争机制。而损害了竞争机制,其结局必然是损害了市场的效率,最终也有损经济的健康增长。

《当代金融家》:具体来说,下一步如何打破业务垄断、机构垄断、牌照垄断?

黄运成:我国发展资本市场,一定要创造出一个竞争的格局,任何可能形成金融垄断的设想,都将是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于资本市场长远发展。

在打破垄断的层面上:就业务而言,应该逐步推进原则监管,增强监管规则的弹性和包容性,xx限度减少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具体业务活动和内部事务的管理,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围绕实体经济和客户需求,依法自主开展业务与产品创新。

就准入而言,应该扩大行业对内对外开放,支持符合条件的主体设立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形成国有、民营、内资、外资并存的多元化竞争格局和优胜劣汰机制。

就牌照而言,应该公开各类业务的牌照准入标准、条件,制定并公示相应业务规范,向符合条件的机构开放。

推进监管转型是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下一步监管层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推进监管转型。现在有些法律和规则是在市场经济初期制定的,其自身带有保护垄断的色彩,下一步要推动这些法规的修订,并防止新法再在体制内酝酿、继续保护垄断,这需要很长时间,将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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