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WhatMoney Can’t Buy）》中列举了大量花钱购买商品、服务、甚至特权的例子，其中包括向黄牛党购买热门讲座或莎士比亚剧的门票、付钱插队看病、付钱购买公路的行驶权、企业付钱购买污染权、家庭付钱购买超生权等等。桑德尔认为，这种交易对那些“由于资源有限而付不起钱的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任何商品都得标价，标了价就有人买不起，照桑德尔的逻辑：为了公平，商品就不该标价，而应该全世界人民一起排队领取。于是，我有两个问题：一、桑德尔教授和家人平日是否跟非洲的儿童一道排队看病？二、在分配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假如不拼钱，那么人们将改拼什么？
首先，桑德尔肯定没跟非洲儿童一道排队看病。桑德尔是哈佛教授，平日住在美国，而美国并非向全世界开放，非洲儿童没法随意入境，所以桑德尔必定享受了比非洲儿童在时间上优先、在质量上优越的医疗服务。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究其根源，就是美国人比非洲人更有钱。那么，美国人仅仅因为出得起钱，就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优先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而非洲人民仅仅因为没钱就无法治病，从桑德尔教授提倡的公平观看，是否道德？恐怕除了生活在废除了货币的极左社会里的人外，这个世界谁都是不道德的。
这不是要抬杠，而是要指明事实。任何有价值的讨论，都应该以事实为出发点。事实是，今天世界的绝大部分资源，都首先是按照富者先得、富者多用的规律来分配的，而实现的机制大致就是买卖。一个享受美国波士顿地区医疗服务的教授，挤占非洲儿童的医疗资源恐怕是上千倍的，相对于在中国向黄牛党付钱买挂号的病人来说，那是一千步笑二十步。我们要认识到，大量至今仍然被人误以为不可买卖的东西，实际在进行着或明或暗的买卖。
当我们在深秋里感到寒意，插上油汀取暖器的电源时，我们向山西的煤矿工人购买了健康，是他们以从未白净的身体，降低了我们染上感冒的几率；当xx在街头和匪徒交火的时候，我们以纳税的方式购买了xx用生命换来的治安；当一个既反对同性恋结婚、又希望自己的子女获得免费教育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既支持同性恋结婚、又将实施儿童免费教育的政党时，那些旨在促进同性恋者结婚合法化团体，就以支付政治献金的方式，购买了那位选民的选票；当一个作家买下一支光亮的钢笔时，他也买下了电镀厂附近居民的健康；同样道理，那些购买了桑德尔教授的书籍的读者，实际上用钱买下了许多失学儿童的识字权，因为如果不是桑德尔的书那么好赚，有些纸张是会用来印识字课本的。
如果在我们享受灯光、电暖、安全、教育、阅读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别人为此有所付出，那才是无知；在抚弄那支光亮的钢笔时，并不愿意支付环境污染费，那才是不道德的。健康、生命、选票、免于污染、免于无知，本来都是神圣的人权，但在真实生活中，却是在有价地交换着的。我们不应该对这个基本事实佯装不知，并对不可能实现的道德准则高谈阔论，而是应该视人性为给定的前提条件，并探究在人性始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社会应该采用何种规则，才能取得比较可取的结果。事实上，正是这些交易，促成了分工，矫正了不公，增进了和平、财富和幸福。
其次，假如不拼钱，那会拼什么？显然，如果不拼钱，就会拼其他的。一般地，一个不“认钱”的社会，它就不得不“认人”。所以，切中要害的讨论，并非仅仅讨论“认钱”好不好（与天堂相比，“认钱”当然充满了不公平），而是如何在“认钱”与“认人”之间两害取其轻。
诚然，我们有许多需要“认人”的场合，恋爱、雇佣、教学就是典型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男女双方、雇佣双方、教学双方，与其说是在进行买卖，不如说是在择偶。这时，“认钱”就往往不是上策，因为双方寻求的都主要是非金钱的品质。也就是说，在交易的双方都需要“挑客”的情况下，“认人”的标准往往比“认钱”的标准更可取。
然而，只要有一方没有挑客的需求，那么“认钱”就往往是更可取的。例如，尽管顾客买衣服时都很挑，挑质地、挑颜色、挑剪裁等等，但只要裁缝觉得不必挑客，他就可以按“价高者得”的方式卖衣服。又例如，尽管大学教育旨在寻找合作伙伴，所以应该以“认人”为主，但幼儿园教育则是旨在提供照看服务，所以不妨以“认钱”为主。我们知道，物物交换的交易费用极高，因为匹配的交易者相遇（称为双向巧合，double coincidence）的几率很低；而交易当中只要有一方是认钱不认人的，那就能极大地增加交易的机会。这恰恰是货币的基本妙处。
问题是，卖方究竟是否应该“挑客”？一种情况，是卖方乐意“挑客”。如果是这样，那他就必须承担“挑客”带来的金钱损失。如果卖方非要限定讲座、戏剧、著作、公路、三明治和卧铺票的潜在客户群，把他们限定为学生、货车、白人、处级以上干部，那么卖方就是在实施这样或那样的歧视；而实施歧视的代价，就是卖方不能在更大的潜在客户群中按“价高者得”的方式获取xx的金钱收入。换言之，卖方是在以付出金钱的方式购买了歧视顾客的权利。
经济学家阿尔钦（Armen Alchi-an）、卡素（Rubin Kessel）在1965年一篇题为“竞争、垄断和对金钱的追求（Competition,Monopoly,andthePursuit of Money）”的文章中论证：正是由于实施歧视会造成金钱损失，所以当人们必须自己承担歧视所造成的金钱损失时，他们就会产生抑制歧视的积极性，从而减少“挑客”的行为。直白地说，越是市场竞争激烈的地方，商人就越会“认钱不认人”；而即使在以寻求适配为特征的职场，处于竞争压力之下的雇主，也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歧视，做到“认才能而不认人”。
这毋宁是好事，因为非人格化的金钱，取代了人格化的其他特征，恰恰使得“生而不同等”的人们（性别、人种、肤色、宗教、等级、贫富、党派各异），能够保有其自身的特点，并面对最少的障碍来追求“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在一个“认人”的社会里，一个黑人除非漂成白人，否则他们很难平等；但在一个“认钱”的社会里，一个黑人只要设法赚到20元，那他买到的汉堡就跟白人买到的一样大。
另一种情况，是卖方被迫“挑客”。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地区的卖主，或受到价格管制掣肘的商人，或那些基本取消了价格甚至xx取消了货币的计划经济试验区里的人们，他们由于无权向出价xx的人出售商品，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会采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标准来“挑客”，即实施歧视。xx，当政府的权力代替了商人追求金钱收入的动机之时，就是白人先吃、高官先用的社会到来之日。人类不是不曾尝试过那样的社会，那样的社会是恶梦。
金钱固然不能买到一切，比如理智；但在高唱“钱不该买什么”前，我们应该细看，生活中哪些东西不是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买来的？我们还应该追问，在普遍尝试“认人”而不“认钱”的社会里，人们过得怎样？只有如实回答，才不至于脱离现实、愤世嫉俗和夸夸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