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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电力

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陆启洲称，7800元是其每月基本工资。

政协委员、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贺同新称，按照2014年的数字，他的薪水下降了近50%。

政协委员、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说，原来其工资超过100万，现在他是公司里降薪最多的。

“每月7800元工资。”3月6日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陆启洲的一句话引起热议。

去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会议强调，坚持分类分级管理，建立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严格规范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

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后，薪水真的只有“每月7800元”这么少？昨日，陆启洲以及多位央企负责人详述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的细节。

央企领导的薪酬构成？

薪酬分三块， 7800系月基本工资

陆启洲表示，由中央任命的干部，薪酬分三部分。一个是基础薪酬，就是每个月可以拿到的月薪。第二个是年薪，如果中央下达的各项指标都完成了，第二年会一次性发放前一年的年薪，也叫绩效工资。第三个是中长期激励，中央企业负责人一般三年一个任期，任期结束后，会对这三年进行考核，然后再一次性发放这部分薪酬。

陆启洲称，央企负责人的薪酬是这三部分累加所得，跟其他职工的工资构成是不一样的，职工的工资就是按月发放的。陆启洲进一步解释道，之前提到的7800元的说法，是每个月的基薪。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认为，央企高管的薪水到底是高还是不高，需要从不同角度理解。“没有限薪的时候，我的工资超过100万，具体讲，年收入含税在一百二三十万。但是我们在国际上开会，有些经营水平还不如我的人，他拿的是我的几十倍。这么讲，我就低了。但是跟中国的老百姓比，有的温饱还没有解决，农民工一年几万块钱，我的工作条件这么好，从这个角度讲，给我这些也不少了。”

改革后薪酬降了多少？

以前xx80万 现在一年50万

去年年中，有传闻说，央企负责人年薪一律不准超过60万。当然，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官方回应。那么央企限薪，到底限多少？

陆启洲说，就个人而言，薪酬改革对他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他告诉记者，原来他的基薪也不高，每个月12000至13000，这是按照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两倍来定的。改革后，则按照全社会平均工资的两倍来定薪，所以比原来低了一点。但与此同时，中长期激励的比例加大了，所以总体算下来，影响不大。

据他透露，如果绩效、中长期激励都完成，他现在一年可以拿到50万元多一点(税前，以下同)。同时，各个企业的规模系数、难度系数都不一样，需要乘以这个系数，所以每一个企业都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与改革之前相比还是要低一点。他说，此前他xx年度曾经拿过80多万，xx年度也只拿到五十几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贺同新称，按照2014年的税前数字，他的薪水大约下降了45%到50%。如果干得好，会再好一点。

央企员工是否也降薪？

中央任命干部降薪 基层工资涨

新华社此前曾报道称，今年初开始实施的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主要涉及中央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负责人，包括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监事长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改革后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薪酬水平将不超过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7到8倍。

高管限薪了，是不是其他员工也要跟着降？

陆启洲介绍，企业薪酬改革分两个部分，除了由中央任命的高管，还有一部分是企业职工，但这部分的改革还没有启动，目前仍沿用原来的模式，就是月工资制度和年终奖。而这种模式可能会出现倒挂的现象。他所在集团二级企业的领导，在目前的考核机制下面，有可能比集团高管更高。“我们有一个二级企业的负责人，去年拿到200多万，还有一个老总，因为没有完成绩效，就被裁掉了，这都是市场化的。”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说：“我是我们公司降得最多的。但整体工资总额是给定的，所以基层员工的收入会提高。”

观点

国企高管薪酬应与贡献结合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首任会长郑功成表示，国企高管的薪酬改革过程中，既要体现国企高管收入合理分配，又要缩小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同时，国企高管的薪酬与同级公职人员收入不能差距太大。

对于如何改革，郑功成认为，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应和他的身份、高管的产生方式相符。比如，按照党政干部方式任免的高管，应当参照党政干部的薪酬来进行改革，而按照市场机制聘用的高管，像职业经理人，应该在服从市场规律的情况下进行改革。

郑功成说，国企高管的薪酬改革还应更多地与其在企业中所做出的中长期贡献结合。郑功成建议可以按照分配股权配额的方式，对国企高管进行激励。

不能简单降工资，激励机制要跟上

全国人大代表、宝钢集团韶关钢铁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余子权认为，国企负责人薪酬体制改革是必要的，改革应该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负责人的能力与其薪酬是否匹配，跟一般员工工资的差距是否合理；另一方面，也应该形成激励，让人才脱颖而出、留得住人才，“有些行业，没有一定的高薪，是留不住人的。”

余子权认为，不能简单把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等同于降工资，“要把他们的工资砍下来，这太容易了”。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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